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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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病是生命的故事
吳：那麼，如果疾病回到自然本身，會不會喪失了它本身的文化意涵？文化背後的東西會不會就此消失？
蔡：這個問題的關鍵詞是「自然」和「文化」，譯成英文就是nature與culture。我們習慣將這兩個概念二元對立，認為「自然」就不是人為的，而「文化」是人為的，不自然的。我跟文學院的同事剛剛辦了個人類世（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人類世」是地質學名詞，關乎人類如何影響地質。在香港移山填海，要勘探地質，過去發現的花崗岩未來在將軍澳堆填區將會是垃圾，人類留下的各種廢料已經成為地殼最表面的一層。人類世學者大多注意氣候變化，溫室效益與工業文明息息相關，人類「文化」其實已經影響了「自然」，人與自然密不可分，「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故此，當疾病回到「自然」本身，並不會喪失其「文化」意涵，反而更能看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如疫情，不單止回應自然，也回應了文化與制度。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吳：所以人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蔡：對，這個概念類似道家哲學的自然觀，二而一，一而二。
吳：文學往往將疾病視為隱喻，此外尚有其他可能嗎？
蔡：從修辭學和語言學來說，提到隱喻，便會想到換喻。隱喻把兩種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而換喻則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如用「寶劍」換喻「武士」，用「機翼」換喻「飛機」。防疫與「戰爭」是隱喻的關係。就換喻而言，魯迅本來學醫，同時他本人百病纏身，身為病人，除了用疾病隱喻文化，晚年論戰時雜文中罵人的脾氣也許受到肺病影響。另一例是史鐵生，由〈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作品中那些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其實與他的癱瘓和腎病直接關連。再舉外國文學為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啟迪》（Illuminations）中分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認為普魯斯特的句式及節奏其實是出於他對哮喘病窒息的恐懼，哮喘的節奏感成就了普魯斯特的節奏感，疾病與藝術相輔相成，發生共生關係（symbiosis）。[1]
二零一六年，香港的傑出表演藝術家陳麗珠搬演了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1971-99）的遺作《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4.48 Psychosis）。據統計，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刻。原著描述人的失眠狀態，由抑鬱到瘋癲，間雜多段緊張的醫患對白。陳麗珠當時以獨舞形式表演了這齣疾病誌。肯恩說：「沒有一種藥，可以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佛家曰「生老病死」，疾病其實就是生命的換喻。接受換喻，就是視疾病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來，〈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焦慮其實也代表了魯迅一生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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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剛才提及桑塔格，我想到《疾病的隱喻》中所引用的玩笑：肺病在這個年代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個年代的藝術也新不如舊了。
蔡：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愛滋病終於能夠治癒，日後性愛文學作品的水平也許會大大下降了吧？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乃因一代有一代之病痛？
吳：疾病書寫能否做到治療效果？不單止是作家自己，也可能是社會本身，特別是這個時代。
蔡：疾病書寫，渡己渡人。有種治療手法叫「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創始人是澳洲社會工作者、家庭治療師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1948-2008）及其拍檔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二人的代表作是《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1990）。他們結合文學和治療，鼓勵病人寫出自己的故事，讓所思所感躍然紙上。他們相信疾病書寫有治療效果，儘管療效因人而異。深圳有位作家叫李蘭妮，曾先後患上抑鬱症和癌症，寫成小說《曠野無人》。她在病院裏採集病人的故事，用作題材，得到自癒。但她在香港科技大學報告時，臺灣作家駱以軍卻坦言寫作對他自己的長期抑鬱無甚效用，認為這種書寫僅僅是發洩。不過，懷特卻認為患者可以通過敘事，把問題外化，從而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例如小朋友夜尿，其實並非小朋友自己的問題，而是不可控的生理原因使然。懷特鼓勵病人講述不同的故事去尋找新的自我。故事中有主線，有主流的意識形態，也有潛藏的伏線、非主流的價值觀，借用解構主義思想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講法，故事裏是有其他「痕跡」（trace）的，只是祕而不宣罷了。這些理論其實都是通過敘事來尋找其他可能，探索生命之中能否發展出其他故事？我們可不可以重寫自己的故事？可不可以成為我們故事的主人翁，不讓別人主宰？可不可以取回撰寫故事的權力？這是「後佛洛伊德」甚至「反佛洛伊德」的想法，因為佛洛伊德雖然會找出過去的創傷（trauma），例如孩童時候受過的性侵，但是再度挖起傷疤，卻沒有辦法治療。而敘事治療讓權力回到「客戶」（client）手上——「客戶」不是被對像化的「病人」，治療師也並非權威，只是依賴醫學知識作為工具幫助病人去尋找自己生活中的其他可能。如此一來，文學便非鏡子，不是所謂「反映」生活的鏡子，而是構成生活的要素：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其實都正在書寫人生的篇章，以我們自身為作者創造自己的情節。
當病人失去權力，便會依賴其他東西，產生無力感。文學治療的目的是讓人們重新把握自己，主動書寫而非被講述。這是基於福柯的權力觀念，是奪權行為。懷特承認受到福柯啟發，反對傳統佛洛伊德的「負向心理學」（negative psychology），採取「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究竟疾病書寫能否達到療效呢？從詩歌療法到敘事治療，大家一直在嘗試。畢竟每個人的敏感程度不同，我們只要知道日常生活其實都是寫故事的過程，而社會大眾應能通過每日「書寫」，從焦慮中走出去。
（本文經受訪者斧正及補充，謹此致謝。）
[1] Benjamin, “The Image of Proust,” in his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