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人禍與疾病相連

吳：《方方日記》記敘了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日常，亦是二零二零年華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疾病書寫作品。當中講了許多問題，例如新冠肺炎其實是人為因素所致，即人禍導致肺炎大爆發。作者批評了政府、官員、制度。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也批判了人禍造成災難，例如《車諾比的聲音》，認為人禍是核危機出現的原因。這兩篇中外作品都指向人禍，但會不會消解了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

蔡：時有湊巧，昨天（2020年11月25日）《武漢封城日記》的精裝英文版面世了；同日，英國廣播電台選出了世界一百位女性（BBC 100 Women 2020），方方與周庭都在名單之中。人禍與疾病是互相關連的，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西班牙流感，在美國爆發了第一波，然後傳到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蘇聯，但為甚麼叫「西班牙流感」呢？因為當時大多數政府隱瞞了疫情，只有西班牙、中國等幾個國家公佈了感染人數，而西班牙的數字很龐大，便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其他國家把感染死亡人數當成軍事機密而不公開，可見歷史上有許多政府都曾隱瞞疫情。另一個例子是1958-61年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當年的大饑荒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大陸作家都曾寫過。

這次方方不斷追責，質問政府官員、醫院領導、疾控專家。姑勿論疾病的起源，還有各種陰謀論，但至少吹哨的醫生，為甚麼公安拘捕他們，而且禁止他們散佈所謂的「謠言」？事實證明，那些並非謠言，而是醫護人員在手機上互相通告疫情，只是為了讓大家提防。因此，追責是應該的，疫症蔓延往往源於人為錯誤，甚至是制度問題。絕對的政府權力缺乏監督，疫情得以惡化。當然，民主社會亦面臨著考驗，西方人信奉「不自由，毋寧死」，加上輕視疫症，不願戴口罩，也讓疫情擴散。正視人禍與疾病的關係，並不會消解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反而能揭示疾病與政治、文化及社會的相互作用。

吳：其實，人禍比自然災難更恐怖吧！《方方日記》是作家方方自己的日記，在微博上半公開地發佈。那麼，疾病書寫如何有助個人與社會連結？

蔡：社交平台是最能連結社會的發表渠道，在中國大陸卻成了賦權和監控之間的角力場。方方展示了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通過書寫，就可以將疾病與其他人連結起來。《方方日記》的意義在於寫完六十篇後引起了讀者接力；方方個人的隨筆刺激了讀者積極參與書寫。《方方日記》被封殺，讀者接著寫，寫了被刪，刪了再寫。這點在文學和疾病的意義上很重要。美國敘事醫學教授麗塔‧卡蓉（Rita Charon）指出，疾病讓我們有能力去講故事，聽故事。故此，疾病不僅是文學故事的內容，而且提供了寫作的動因和條件。

吳：疾病反而有助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蔡：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吳：通常創傷之後文學作品湧現，例如傷痕文學，讓我們姑且看看這次疫情之後，會不會也有新的「傷痕文學」吧。

蔡：大陸連《方方日記》的讀者接力也不讓刊登，有病也不許呻吟。

吳：另有一本《武漢封城日記》是臺灣出版的，由記者所寫，但沒有《方方日記》吸引。

蔡：那本臺北聯經出版的日記是社會工作者、女權活動家郭晶寫的，比《方方日記》長，寫了七十七天。同時，電影工作者艾曉明亦在網上寫過。在美國紐約，也有三位華裔女性寫過，即已故作家張蘭（1969-2020）的〈疫情中的紐約人〉、記者竇婉茹的〈紐約疫記〉和留學生王若沖的〈紐約疫情日記〉。

吳：在〈疾病與話語〉中，你提到鄧寒梅從五種角度去研究疾病，卻忽略了疾病本身的敘述。身為作家或文學批評家，應當如何面對疾病本身呢？

蔡：鄧寒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疾病敘事研究》的結論中提出了五個研究方向：文學、社會學、倫理、宗教，以及比較文學——首尾兩個都是文學，卻偏偏沒有提到疾病本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名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指出疾病書寫不能停留在隱喻層面，要麼把肺病吐血浪漫化，要麼把癌症擴散戰爭化，甚至把愛滋病傳染道德化。桑塔格死於白血病，即血癌。這點與西西的《哀悼乳房》頗為類近，因為她們寫的都是癌症本身，並非將之僅僅視為文學手法。我們一方面用譬喻描述疾病，例如把武漢肺炎疫情比喻為戰爭；另一方面又將疾病變成社會或政治弊病的隱喻。疾病既可以是喻體，也可以是喻詞。其實，戰爭是很差勁的譬喻。大陸常常說要打贏這場抗疫戰爭，「抗疫」變成「抗戰」，疾病問題變成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然後疾病控制變成健康碼、行為監控。然而，戰爭必定有傷亡，而面對疫情，最重要的應該是減少感染者及死亡人數，並非像打仗樣，為了勝利不惜犧牲人命。用戰爭比喻防疫，豈不是在說前線醫護人員死得其所？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中，發現人類發明顯微鏡逆轉了疾病觀念。以前無論是中醫或傳統西醫，都建基於人體內部。傳統西醫認為人體內有不同種類的液體，影響著人的性格，例如有種液體叫「幽默」，太多幽默的人就會喜歡開玩笑。自從發明了顯微鏡之後，人類發現了細菌、病毒，原來患病並非全然因為身體內部出問題，而是外界入侵。這樣用疾病來比喻社會問題就麻煩了！假如說非洲難民逃到了歐洲發達國家，引起了社會問題，便會有人說他們是細菌，入侵了健康的社會。這樣，人們就會用病毒的眼光去看待新移民。因此，我們必須要獨立分析病原。按照鄧寒梅的文學取向，疾病依然只是隱喻。當然，疾病並非不能成為隱喻，魯迅的〈狂人日記〉亦如此，問題是我們不應只用隱喻的角度去看疾病，而必須還原疾病的本質，避免將疾病浪漫化、道德化或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