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人文學」延伸至「四圍文學」

文：郭頌儀

一人文學的起始點

「一人文學」的企劃起始於二零二零年九月，當時疫情正在經歷第三波爆發，而我居住的慈雲山區更變成了疫區，當時我的家人都勸止我暫時不要回家，我就每天望著工作室的四面牆思考和開展新的影像企劃。其時，我收到了美筠老師的邀請，以「香港文學」為題拍攝一條短片。當時的我對於二零一九年的社會運動和二零二零年的疫症時期有很大的感觸，希望可以把在這時期累積的內心感受放在短片的文本裏頭。

玩轉文學的行為藝術？

首先，整個計劃的起始點在於思考「香港文學」的象徵性和符號。當時我和美筠老師跟Steven在網上透過Webex對談，他們向我提出了好幾個問題，包括：「疫症時期我們是否需要香港文學？」和「如何把文學轉化成影像實驗？」等。

在對談過後，我整理出以下的想法：香港文學在過去的日子都曾被改編成電影、戲劇或表演藝術等形式，全都不乏以「故事」或訪談介紹形式去表達文學的存在，但這些媒介的運用又有否真正拉近香港人與香港文學的關係？香港人和香港文學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若即若離，我們以書面語書寫文字，白話文和中英夾雜的口語與他人談話，亦因此使很多人對「文學」、「文字」這些概念感到抗拒。如同也斯先生曾說過「我們最初都是不自覺地處在那混雜之中，嘗試去表達自己，與人溝通，被人批評為不純正，覺得所有言語都不是自己的，覺得好似在語言之外，自己的言語是見不得人的」。[1] 與此同時，我在想：「我們是否一定要把文學娛樂或戲劇化才能有效地推廣文學？」、「我們又能否擺脫戲劇的框架，同時亦以影片的媒介來體現出香港文學的精神？」當現今社會認為香港文學過於嚴肅，不夠現代化和難以接觸時，我們能否以具真實性的行為藝術或混合媒介來「玩」文學？

年輕文字愛好者在鏡頭前的詰問

《一人文學》這企劃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創作：與自己溝通」、「轉化：創作者與參與者的溝通」和「閱讀：參與者透過媒介與其他參與者溝通」，企劃以二零二零年的瘟疫和限眾令生效時期為背景。

第一部分為「創作：與自己溝通」，我邀請了四位參與者，他們都是年輕的香港創作人和文字愛好者：李昊、祺疇、子馬、Luna。在各自隔離在家的時空，在只有獨自一人的幽閉空間下反思生活和日常。他們在線上打開我所準備好的文件檔案， 然後在鏡頭前暢所欲言。問題範例為：

• 「你覺得疫症的隔離時期有使你與他人更疏離嗎？」

• 「如果要跟疏遠了的朋友說一段話，你會說什麼？」

• 「你有多寫了文字或故事嗎？你可寫一首詩來表達你在隔離期間的感受嗎？」

問答過程由參與者自行以Zoom錄製，我在另一邊廂閱讀大家的文字與影像。我不希望在錄製過程中參與他們的反思過程，是因為在空間與環境的設定上，我希望他們能在獨自一人和寧靜的環境下進行活動。同時，他們會以即時創作的方式來提供「香港文學」的素材，體現香港文學的創作精神：以日常生活為素材即興創作，反思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延續與自己和他人的溝通，創造出「香港文學」的語言。

反思身份與缺點

在整理第一部分參與者的生活反思、想法和觀點後，我對以下的想法特別有感覺：

一、我們經常怯於承認自己的身分

我寫給每位參與者的第一個問題都是「你可否談談自己的身分。」我們可能從不為意自己怯於承認自己的身分，甚至怯於承認自己是一個「怯於承認」的人。在我而言，這或許是香港的非常態之一。年青人不夠勇敢地談論自己的身分，總是無時無刻的卑躬屈膝，在人前把自己縮到最小才能夠被稱之為踏實，卻無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內心早已被封閉，自我保護機制也默默的越放越大。其中一位參與者說，他的確是一位「詩人」，但在怯於承認的情況下，只能說自己是一個喜歡寫詩的人。但有時又會有點糾結，詩人的身份建基於愛詩，在擴闊對詩歌的想像過後，就會了解你不需要寫出史詩才有資格擁抱一個身分，只要繼續寫出好作品就可以。這段日子也會有感，怯於承認的原因很多時候都是來自社會標籤，我們害怕承認過後會被標籤為必定擁有某種特質或性格，而是與事實不符的。但同時也會覺得，有時你必須擁抱和勇於承認自己的身分，才能帶領別人把一些既定概念拋開。

二、我們身上有許多缺點

「對於過去的一、兩年，你的感受是什麼？」我們可能都很容易遺忘，我們曾經經歷過一樣的事，即使價值觀、際遇、命運不盡相同，但經歷過的客觀現實都是相同的。我記下了其中一位參與者的一句說話：我們身上有許多缺點，我們容易慌張，我們很懦弱，我們不是一個容易寬恕的人。唯一不同意的是，我會把它們稱為「人性的弱點」而不是「缺點」。這句說話關乎於一種覺察，即使只是一種「覺察」，亦已經是很重要的一課。痛苦無法分擔，但覺察其分擔痛苦的意願卻可以分擔。對於我們人類的弱點，除了懦弱、憤怒、躁動，其中一樣能在今年體現的是：我們未必擅長處理孤獨。而延伸的討論就是「我們如何去處理孤獨？」、「孤獨創造了什麼？」

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應該有自己的一個答案。

三、2019年至2020年的形容詞和問題

「心理上的侷促」、「亢奮與頹疲的兩個極端狀態」、「個人榮譽不足為道」、「流動的色彩變成靜止和乾涸」、「對社會或對運動負上怎樣的責任或代價才算是負了責任？」、「社會不重視生活的廣度，只重視追求單一方向的成就或保障」……在往後的日子，希望繼續收集一系列有關這時代的香港年青人用來形容社會的字眼，未知五年後我們形容社會的字句會否有任何改變？

第二部分為「轉化：創作者與參與者的溝通」：透過第一部分參與者的書寫內容或所提供的文字素材，我把它們轉化成劇本，以影像書寫素材。其中兩位參與者 李昊 和 韓祺疇 分別寫了一篇散文和一首詩，名為〈平平無奇的日常〉及〈我們戴上口罩寫詩〉[2]，這些文本成為了我撰寫劇本的起始點。

在我理解當中的〈平平無奇的日常〉，裏頭寫的是一種載浮載沉的狀態，也正是香港人在經歷社會運動和疫症時期後的狀態。有時我們會有輕飄飄的感覺，無力感和對社會的抽離使我們無法著地；有時我們卻會很「貼地」，一鼓作氣的想要為荒謬的社會做點什麼，讓更豐富的本土文化紮根於此地。雖然，這樣的行為，也是希望能為自己增添生命的重量，好讓生活繼續。在閱讀文章後，我把自己的文本交給了一位編舞者馬文萱，並與她一同合作，把文本轉化成肢體動作和舞蹈，呈現身體載浮載沉的感覺，最後拍成了短片《與亂世共舞》。關於第二部分的影片語言，我不會在這篇文章上多說，希望各位觀眾能好好感受影像的語言。

反思語言的公共性和轉化香港文學語言的方法

最後，我們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透過網上Webex舉行了「一人文學：四圍讀書會」，與李昊、祺疇、子馬、Luna一起重溫和討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片段與內容。於是我們透過網絡，在線上完成了這企劃的第二及第三部分。

在瘟疫時期下，或許我們會覺得語言的公共性被削弱，我們失去了許多與其他人對談、把文學語言帶到群體和公眾的機會；反之，我們花上了更多的時間與自己獨處，或透過電子科技與他人進行隔空對談。透過這個行為藝術與錄像企劃，我渴望能尋找更多創造、理解和轉化香港文學語言的方法，尤其是反思在疫症隔離時期，我們可以如何以文字為基礎進行創作。

感謝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給予我是次的機會。

[1] 《文化評論》整理：〈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原載於1993年《文化評論》第一期）

[2] 韓祺疇〈我們戴上口罩寫詩〉（原刊於《聲韻詩刊》2020年5月號）見附錄一

附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