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下)

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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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病是生命的故事

吳：那麼，如果疾病回到自然本身，會不會喪失了它本身的文化意涵？文化背後的東西會不會就此消失？

蔡：這個問題的關鍵詞是「自然」和「文化」，譯成英文就是nature與culture。我們習慣將這兩個概念二元對立，認為「自然」就不是人為的，而「文化」是人為的，不自然的。我跟文學院的同事剛剛辦了個人類世（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人類世」是地質學名詞，關乎人類如何影響地質。在香港移山填海，要勘探地質，過去發現的花崗岩未來在將軍澳堆填區將會是垃圾，人類留下的各種廢料已經成為地殼最表面的一層。人類世學者大多注意氣候變化，溫室效益與工業文明息息相關，人類「文化」其實已經影響了「自然」，人與自然密不可分，「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故此，當疾病回到「自然」本身，並不會喪失其「文化」意涵，反而更能看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如疫情，不單止回應自然，也回應了文化與制度。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吳：所以人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蔡：對，這個概念類似道家哲學的自然觀，二而一，一而二。

吳：文學往往將疾病視為隱喻，此外尚有其他可能嗎？

蔡：從修辭學和語言學來說，提到隱喻，便會想到換喻。隱喻把兩種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而換喻則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如用「寶劍」換喻「武士」，用「機翼」換喻「飛機」。防疫與「戰爭」是隱喻的關係。就換喻而言，魯迅本來學醫，同時他本人百病纏身，身為病人，除了用疾病隱喻文化，晚年論戰時雜文中罵人的脾氣也許受到肺病影響。另一例是史鐵生，由〈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作品中那些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其實與他的癱瘓和腎病直接關連。再舉外國文學為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啟迪》（Illuminations）中分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認為普魯斯特的句式及節奏其實是出於他對哮喘病窒息的恐懼，哮喘的節奏感成就了普魯斯特的節奏感，疾病與藝術相輔相成，發生共生關係（symbiosis）。[1]

二零一六年，香港的傑出表演藝術家陳麗珠搬演了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1971-99）的遺作《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4.48 Psychosis）。據統計，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刻。原著描述人的失眠狀態，由抑鬱到瘋癲，間雜多段緊張的醫患對白。陳麗珠當時以獨舞形式表演了這齣疾病誌。肯恩說：「沒有一種藥，可以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佛家曰「生老病死」，疾病其實就是生命的換喻。接受換喻，就是視疾病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來，〈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焦慮其實也代表了魯迅一生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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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剛才提及桑塔格，我想到《疾病的隱喻》中所引用的玩笑：肺病在這個年代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個年代的藝術也新不如舊了。

蔡：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愛滋病終於能夠治癒，日後性愛文學作品的水平也許會大大下降了吧？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乃因一代有一代之病痛？

吳：疾病書寫能否做到治療效果？不單止是作家自己，也可能是社會本身，特別是這個時代。

蔡：疾病書寫，渡己渡人。有種治療手法叫「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創始人是澳洲社會工作者、家庭治療師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1948-2008）及其拍檔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二人的代表作是《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1990）。他們結合文學和治療，鼓勵病人寫出自己的故事，讓所思所感躍然紙上。他們相信疾病書寫有治療效果，儘管療效因人而異。深圳有位作家叫李蘭妮，曾先後患上抑鬱症和癌症，寫成小說《曠野無人》。她在病院裏採集病人的故事，用作題材，得到自癒。但她在香港科技大學報告時，臺灣作家駱以軍卻坦言寫作對他自己的長期抑鬱無甚效用，認為這種書寫僅僅是發洩。不過，懷特卻認為患者可以通過敘事，把問題外化，從而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例如小朋友夜尿，其實並非小朋友自己的問題，而是不可控的生理原因使然。懷特鼓勵病人講述不同的故事去尋找新的自我。故事中有主線，有主流的意識形態，也有潛藏的伏線、非主流的價值觀，借用解構主義思想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講法，故事裏是有其他「痕跡」（trace）的，只是祕而不宣罷了。這些理論其實都是通過敘事來尋找其他可能，探索生命之中能否發展出其他故事？我們可不可以重寫自己的故事？可不可以成為我們故事的主人翁，不讓別人主宰？可不可以取回撰寫故事的權力？這是「後佛洛伊德」甚至「反佛洛伊德」的想法，因為佛洛伊德雖然會找出過去的創傷（trauma），例如孩童時候受過的性侵，但是再度挖起傷疤，卻沒有辦法治療。而敘事治療讓權力回到「客戶」（client）手上——「客戶」不是被對像化的「病人」，治療師也並非權威，只是依賴醫學知識作為工具幫助病人去尋找自己生活中的其他可能。如此一來，文學便非鏡子，不是所謂「反映」生活的鏡子，而是構成生活的要素：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其實都正在書寫人生的篇章，以我們自身為作者創造自己的情節。

當病人失去權力，便會依賴其他東西，產生無力感。文學治療的目的是讓人們重新把握自己，主動書寫而非被講述。這是基於福柯的權力觀念，是奪權行為。懷特承認受到福柯啟發，反對傳統佛洛伊德的「負向心理學」（negative psychology），採取「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究竟疾病書寫能否達到療效呢？從詩歌療法到敘事治療，大家一直在嘗試。畢竟每個人的敏感程度不同，我們只要知道日常生活其實都是寫故事的過程，而社會大眾應能通過每日「書寫」，從焦慮中走出去。

（本文經受訪者斧正及補充，謹此致謝。）

[1] Benjamin, “The Image of Proust,” in his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4.

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中)

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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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人禍與疾病相連

吳：《方方日記》記敘了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日常，亦是二零二零年華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疾病書寫作品。當中講了許多問題，例如新冠肺炎其實是人為因素所致，即人禍導致肺炎大爆發。作者批評了政府、官員、制度。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也批判了人禍造成災難，例如《車諾比的聲音》，認為人禍是核危機出現的原因。這兩篇中外作品都指向人禍，但會不會消解了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

蔡：時有湊巧，昨天（2020年11月25日）《武漢封城日記》的精裝英文版面世了；同日，英國廣播電台選出了世界一百位女性（BBC 100 Women 2020），方方與周庭都在名單之中。人禍與疾病是互相關連的，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西班牙流感，在美國爆發了第一波，然後傳到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蘇聯，但為甚麼叫「西班牙流感」呢？因為當時大多數政府隱瞞了疫情，只有西班牙、中國等幾個國家公佈了感染人數，而西班牙的數字很龐大，便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其他國家把感染死亡人數當成軍事機密而不公開，可見歷史上有許多政府都曾隱瞞疫情。另一個例子是1958-61年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當年的大饑荒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大陸作家都曾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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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方方不斷追責，質問政府官員、醫院領導、疾控專家。姑勿論疾病的起源，還有各種陰謀論，但至少吹哨的醫生，為甚麼公安拘捕他們，而且禁止他們散佈所謂的「謠言」？事實證明，那些並非謠言，而是醫護人員在手機上互相通告疫情，只是為了讓大家提防。因此，追責是應該的，疫症蔓延往往源於人為錯誤，甚至是制度問題。絕對的政府權力缺乏監督，疫情得以惡化。當然，民主社會亦面臨著考驗，西方人信奉「不自由，毋寧死」，加上輕視疫症，不願戴口罩，也讓疫情擴散。正視人禍與疾病的關係，並不會消解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反而能揭示疾病與政治、文化及社會的相互作用。

吳：其實，人禍比自然災難更恐怖吧！《方方日記》是作家方方自己的日記，在微博上半公開地發佈。那麼，疾病書寫如何有助個人與社會連結？

蔡：社交平台是最能連結社會的發表渠道，在中國大陸卻成了賦權和監控之間的角力場。方方展示了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通過書寫，就可以將疾病與其他人連結起來。《方方日記》的意義在於寫完六十篇後引起了讀者接力；方方個人的隨筆刺激了讀者積極參與書寫。《方方日記》被封殺，讀者接著寫，寫了被刪，刪了再寫。這點在文學和疾病的意義上很重要。美國敘事醫學教授麗塔‧卡蓉（Rita Charon）指出，疾病讓我們有能力去講故事，聽故事。故此，疾病不僅是文學故事的內容，而且提供了寫作的動因和條件。

吳：疾病反而有助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蔡：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吳：通常創傷之後文學作品湧現，例如傷痕文學，讓我們姑且看看這次疫情之後，會不會也有新的「傷痕文學」吧。

蔡：大陸連《方方日記》的讀者接力也不讓刊登，有病也不許呻吟。

吳：另有一本《武漢封城日記》是臺灣出版的，由記者所寫，但沒有《方方日記》吸引。

蔡：那本臺北聯經出版的日記是社會工作者、女權活動家郭晶寫的，比《方方日記》長，寫了七十七天。同時，電影工作者艾曉明亦在網上寫過。在美國紐約，也有三位華裔女性寫過，即已故作家張蘭（1969-2020）的〈疫情中的紐約人〉、記者竇婉茹的〈紐約疫記〉和留學生王若沖的〈紐約疫情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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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在〈疾病與話語〉中，你提到鄧寒梅從五種角度去研究疾病，卻忽略了疾病本身的敘述。身為作家或文學批評家，應當如何面對疾病本身呢？

蔡：鄧寒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疾病敘事研究》的結論中提出了五個研究方向：文學、社會學、倫理、宗教，以及比較文學——首尾兩個都是文學，卻偏偏沒有提到疾病本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名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指出疾病書寫不能停留在隱喻層面，要麼把肺病吐血浪漫化，要麼把癌症擴散戰爭化，甚至把愛滋病傳染道德化。桑塔格死於白血病，即血癌。這點與西西的《哀悼乳房》頗為類近，因為她們寫的都是癌症本身，並非將之僅僅視為文學手法。我們一方面用譬喻描述疾病，例如把武漢肺炎疫情比喻為戰爭；另一方面又將疾病變成社會或政治弊病的隱喻。疾病既可以是喻體，也可以是喻詞。其實，戰爭是很差勁的譬喻。大陸常常說要打贏這場抗疫戰爭，「抗疫」變成「抗戰」，疾病問題變成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然後疾病控制變成健康碼、行為監控。然而，戰爭必定有傷亡，而面對疫情，最重要的應該是減少感染者及死亡人數，並非像打仗樣，為了勝利不惜犧牲人命。用戰爭比喻防疫，豈不是在說前線醫護人員死得其所？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中，發現人類發明顯微鏡逆轉了疾病觀念。以前無論是中醫或傳統西醫，都建基於人體內部。傳統西醫認為人體內有不同種類的液體，影響著人的性格，例如有種液體叫「幽默」，太多幽默的人就會喜歡開玩笑。自從發明了顯微鏡之後，人類發現了細菌、病毒，原來患病並非全然因為身體內部出問題，而是外界入侵。這樣用疾病來比喻社會問題就麻煩了！假如說非洲難民逃到了歐洲發達國家，引起了社會問題，便會有人說他們是細菌，入侵了健康的社會。這樣，人們就會用病毒的眼光去看待新移民。因此，我們必須要獨立分析病原。按照鄧寒梅的文學取向，疾病依然只是隱喻。當然，疾病並非不能成為隱喻，魯迅的〈狂人日記〉亦如此，問題是我們不應只用隱喻的角度去看疾病，而必須還原疾病的本質，避免將疾病浪漫化、道德化或妖魔化。

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上)

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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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及訂正：蔡元豐博士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吳：今天很感謝蔡教授接受《真論》訪問。你之前在〈疾病與話語〉（編按：此文原文為英文，翻譯本已收錄於《真論》第二期）之中提到，近代西方醫學由二百年前開始傳入中國，從而帶來了許多新的話語，但中國文學本身也有以疾病為題的書寫，例如在《紅樓夢》與古典詩詞中也出現過。古代與現代的疾病書寫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蔡：棄醫從文的魯迅曾以現代病理學的眼光來讀《紅樓夢》，認為林黛玉可能死於肺結核，而紅學家張惠博士則推斷為心衰竭。[1] 西方醫藥科學傳入中國，包括解剖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心理學，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由潘光旦（1899-1967）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介紹到中國。為甚麼性心理學尤其重要呢？因為它直接影響了我們重新理解文學，包括作者——白日夢者——的創作心理（例如張愛玲早年遭受父親家暴及母親歧視）、作品裏人物的心理，還有讀者閱讀的慾望，以及作品的潛意識結構。

吳：因此主要是在心理學的範疇中影響中國？物理上則比較少？

蔡：就文學而言，心理學的影響是最突出的，如孫乃修的《佛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1999）等專著。至於解剖學，則余華的先鋒小說〈現實一種〉〈往事與刑罰〉及〈一九八六年〉最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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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上世紀是社會動盪的時代，社會動盪與疾病書寫有沒有關係？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甚至九十年代香港回歸時的精神病書寫，會不會代表社會動盪令疾病書寫出現？

蔡：「社會動盪」這個詞非常有趣，使我聯想到「動亂」、「戰亂」、「霍亂」乃至「精神錯亂」，都有個「亂」字，彷彿就不是健康正常的狀態。五四文學的開山之作——魯迅的〈狂人日記〉借用妄想狂（paranoia）的視角回顧中國文化傳統。抗日戰爭時期，巴金的《寒夜》寫到肺病，講的是人們在大後方重慶的生存狀態。文革及後，有詩人郭路生（筆名食指）的朦朧詩以及〈在精神病院〉（1991）等憂鬱症詩歌，德國漢學家彭吉蒂（Birgit Bunzel Linder）就在我編的論文集中探討過他詩歌中的精神病。[2] 香港文學當然也有不少例子，例如潘國靈與韓麗珠的疾病書寫。韓麗珠的〈感冒誌〉用「感冒」與「醫院」的狀態批評社會，其靈感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流感》（Blindness，1995）。這些例子顯示了在社會動盪時期，疾病往往用作文學隱喻，而illness這個字指的正正就是社會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