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荷華與香港文學札記〉 ——也念聶華苓老師（1925-2024）

說起來安格爾的墓碑上，玄黑的正面一邊刻有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份，一邊則是聶老師的名字和出生年份——今後會補上一個年份，二零二四年吧。刻在背面的是安格爾的詩句「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文：周漢輝

至今我的電腦記憶體裡還有一個文件夾，存放所有在美國愛荷華拍下的照片、與各國作家交流間的詩文原版及譯本、起程前預備申請簽證的各式文件。我收到電郵得知獲邀參與國際寫作計劃時，二零一八年的春天正要給夏日交棒，父親已病危至家人都有心理準備的地步。六年多之後，昨夜網絡傳來消息，聶華苓老師在愛荷華家中安詳辭世。那座位於半山上的木房子，半世紀以來不知接待過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尤其是華人作家。

我在抵達愛荷華沒幾天，已與大陸詩人蔡天新及台灣小說家黃崇凱一起登門拜訪。那年我父親病故於盛夏，他瞑目的樣子，靈堂上的哭聲，都隨秋風滲入我的髮膚，隨我踏足陌生的美國。聶老師最愛問大家，這裡跟你想像的有沒有分別？見面時她已九十來歲，精神與反應卻有超越年歲的活力，只是會不時重複說著同一句話，彷彿想再三確定自己有沒有說清楚。除了這一句，「每個作家都覺得自己是最獨特的，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只聽她說了一遍，率真得一語道破文字的虛飾，直面身為作者可能最難以宣之於口的心意，也是我對她特別深刻的印象。

聶老師的家。

她帶領我們在樓梯上了又下，看地面大廳內書畫家送贈的墨寶，更重要的是參觀丈夫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生前的房間。她在一九九一年丈夫逝世後，沒有移動過房間裡的一切陳設。書桌上的打字機好像還會在下一秒響起來，吐出詩篇及計劃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是由他們夫婦於一九六七年共同創辦，每年均邀請二、三十位不同國籍的作家到愛荷華大學駐留，交流寫作心得。據悉早年的駐留期長達半年，後來濃縮至約三個月上下。一如自傳《三輩子》所述，聶老師「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駐留名單上總有大陸和台灣作家；而香港方面自首屆即受邀赴美的前輩詩人戴天起，其後一直有不少出色的作家得著參與機會，如溫健騮、舒巷城、李怡等（詳見附表「歷年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之香港作家」）。一九八七年的鍾曉陽後，經歷九十年代的沉寂，到了千禧年代中期才再見香港作家現身愛荷華，由二零零七年的潘國靈，持續至最新在今年出發的黃裕邦。

即使聶老師精力過人，也畢竟年事甚高，國際寫作計劃早已交由愛荷華大學營運，現任總監Christopher Merrill是著名詩人。從我的親身經驗來說，計劃會給各位作家安排活動，主要是大學課堂「世界文學在今天」的講學、在獨立書店「草原之光」的朗讀、到當地公共圖書館的專題演講，另外有逢週五午後的翻譯課，各種大小不一的朗誦會，也有農莊漫步、湖畔燒烤，更不得不提的是多場旅行——乘車往芝加哥，飛赴新奧爾良或西雅圖，及我因事需要提早回香港處理而錯過的美國東岸行，先後到訪華盛頓與紐約。任何活動都可自由選擇參與與否，就算整個駐留期內閉關不出專注寫作，也無人會干涉。

我與其他駐留作家都暫居大學裡歷史悠久的旅館Iowa House Hotel（聽說現已被拆卸），空間不算大的交誼廳卻成為我們穿越千山萬水而至的理由。吃早餐，晚飯後，開生日派對，煮各式各樣家鄉菜，喝酒，即興起舞唱歌，談文學電影音樂人生購物生活習性八卦秘聞遙遠的過去不可知的未來。我發覺亞洲的作家會自然走在一起，相熟起來，正如歐洲的也有一伙兩伙。台灣、日本、蒙古、印尼、印度，有時候巴基斯坦、毛里裘斯加入，立陶宛、亞美尼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也走過來。去年我旅居台灣，黃崇凱熱心幫忙，而幾年前的大疫初期口罩短缺，身為芥川賞得主的日本作家瀧口悠生慷慨寄送口罩，解救了我。作家之間的情誼在計劃完結後綿延，並不止於文學。

旅館的交誼廳common room。

我從愛荷華回來，下一年接續的是陳炳釗和陳麗娟。這是香港首次有多於一位的代表作家，而且陳炳釗應該是首位參與計劃的香港劇作家（當然一九七九年的陳韻文是影視編劇、專欄作家及小說家集於一身），一年後的莊梅岩也以編寫舞台劇劇本為主，足以反映小說、散文、詩以外，劇作也是香港文學不可忽視的部份——同樣不可忽視的尚有英文書寫，二零二三年的何麗明和今年的黃裕邦皆為寫作英文詩的能手，前者編輯文學刊物的英文版面，後者曾獲國際詩獎，在在拓闊著香港文學的定義與界限。

回到自身的寫作，愛荷華徹底自由也閒慢的氛圍下，我隨著如此地域節奏，斷斷續續寫了十三首詩，當中一首〈赴奧克蘭墓園〉其實呼應了香港詩人鄭政恆所寫詩作〈奧克蘭墓園〉，我還未赴美已在他的詩集《記憶後書》裡讀過此詩，歸於一輯「愛荷華詩抄」之中，記下二零一五年他到此地駐留的見聞及心思。詩中所述的墓園距離旅館不是很遠，我曾經徒步前去，尋訪詩句間的場景，活像依循心中的地圖行進，然後把這段尋訪之旅寫進自己的詩。另一位香港詩人劉偉成也寫過這個墓園，聚焦安格爾的墓碑，寫成〈在保羅安格爾墓前〉，收入詩集《果實微溫》。書名取自Grocery Run的諧音，是計劃職員每週開車接載作家們往超市買日用品的行程，書中諸詩見證當時他近乎一天一詩的勃發創作力，大概可與二零一二年的陳智德充分把握駐留的空間與時間，完成文集《地文誌》的效率相提並論。

聶老師夫婦的墓碑背面，有安格爾的詩句。

說起來安格爾的墓碑上，玄黑的正面一邊刻有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份，一邊則是聶老師的名字和出生年份——今後會補上一個年份，二零二四年吧。刻在背面的是安格爾的詩句「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二千多天前，當我決定提早離開愛荷華，便寫了這首詩：

〈告別詩〉

──寫於離開美國愛荷華前夕

劇院外的各國作家

絮絮夜話還留在

委內瑞拉和印度的

詩篇，毛里裘斯

和以色列的小說

巴基斯坦的劇本

由表演系學生演繹

你的詩關於相聚

與離散，沒有給選用

因為你只交予天空

和星辰來演繹──

至逐一熄滅時，燃燒

不盡的物質是鳥

成群振翅以紀念閃爍

降落在一棵禿樹上

像讓它重新茂盛

它有記憶倒映在

一片積水中，源於

氾濫淹至的愛荷華河

氾濫前的一天

你放棄不欲作結的

告別詩，在粗礪樹皮上

留下痛損的觸撫

附表：

歷年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之香港作家

參與年份 作家

1967 戴天

1968 溫健騮

1970 古蒼梧

1973 張錯

1974 袁則難

1976 何達

1977 舒巷城

1978 夏易

1979 陳韻文

1980 李怡

1983 潘耀明

1987 鍾曉陽

2005 Mani RAO(印度裔)

2007 潘國靈

2008 林舜玲

2009 董啟章

2010 韓麗珠

2011 謝曉虹

2012 陳智德

2013 李智良

2014 鄧小樺

2015 鄭政恆

2016 伍淑賢

2017 劉偉成

2018 周漢輝

2019 陳炳釗，陳麗娟

2021 莊梅岩

2023 何麗明，黃怡

2024 黃裕邦

資料來源於IWP網站

https://iwp.uiowa.edu/residency/participants

作者簡介：周漢輝，信耶穌，寫詩與散文，教授寫作班，主講文學講座。2018年應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著有詩集《光隱於塵》獲2020文藝復興純文學獎。

斷裂時代的情感聯結：探析《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

《城景變幻》主要由鄒文律於《人文中國學報》、《中國現代文學》、《東海中文學報》、《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等期刊發表的論文結集而成，當中討論的作家包括可洛、謝曉虹、潘國靈、陳志華、韓麗珠、李維怡、張婉雯等人。主軸上，或可概括為港式資本主義導致情感斷裂的時代下香港作家的情感聯結。

文:曾繁裕(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文人相輕」是個討論香港文壇時經常出現的四字詞，幾近尷調，偏偏作家鄒文律反常道而行，在創作方面減產，致力以學術論著的方式，把同代人寫進文學史，絲毫不見布魯姆所謂「影響的焦慮」（雖指向對前人的忌諱與誤讀，但用於今人之間也不無道理），實在可貴。下文將按其學術新著《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2024）延伸一些散碎的思考，既願更多人關注作者所關注的小說家和題材，亦盼引玉。

情感（與）結構

《城景變幻》主要由鄒文律於《人文中國學報》、《中國現代文學》、《東海中文學報》、《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等期刊發表的論文結集而成，當中討論的作家包括可洛、謝曉虹、潘國靈、陳志華、韓麗珠、李維怡、張婉雯等人。主軸上，或可概括為港式資本主義導致情感斷裂的時代下香港作家的情感聯結。這聯結可從三面觀之，第一，香港變幻的「城景」形塑了香港作家的情感特質。從社會學而觀，艾德麗安．格雷特-雷加米（Adrienne Grêt-Regamey）和馬塞洛．加勒吉略斯-托雷斯（Marcelo Galleguillos-Torres）的科學報告〈全球城市同質化與消失的情感〉（Global Urban Homogenization and the Loss of Emotions；2022），藉對兩個城市的觀察印證了工業革命以來老生常談的命題：城市發展導致形式單一和人情淡薄，然而，鄒文律所評述的後九七作家並沒被城市物化，反而透過呈現本土或虛構本土來諷刺和展現情懷。他們傾向以香港的負面城市特質（如資本與發展至上、壓抑身體自由、超密度、直立發展、圍牆、商場化的生活空間、不斷拆遷與重建而使地方失去地方性、與自然斷裂）為書寫對象，似乎是都市過度發展所致的階級矛盾下的必然反動。

第二，香港作家的情感是不謀而合的。按鄒文律引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概念「情感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所言：「情緒與經驗在容許個別經驗差異的同時，會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穩固而明確的模樣，以及深層的共同性」，換言之，在相近的環境和處境之下，作家之間即使互不相識，仍會因對同一城市的共通認知與想像而聯合反對相近的情況與事物，其背後的情感可供歸納與統整。

第三，在後九七作家按地方依戀（topophilia）寫地方的無情時，鄒文律亦在類近的情感結構之下既同樣地藉虛構文體批判城市（如其獲得城市文學獎小說組冠軍的〈N地之旅〉〔2006〕），又思考與評析其他在相同情感結構下的作家如何呼應自身。

可引伸思考的是，「情感結構」究竟是預設還是後設的命題？即先有共通的情感結構以至產生共通的城市批判，還是先有情感結構的預期而後有歸納方面的努力？從結集方法而論，後者比較可能，因為先礙核心概念然後陸續發表期刊論文再組裝在操作上是非常困難的，但吊詭的是，群體共性與個體差別，本就不互相排斥，所以情感結構這一立足點雖模糊，但仍站得住腳。另外，本於鄒文律的論述，也可思考細緻分拆情感結構（不同代際？不同階層？不同家庭背景）與發掘微細差異的可能，有助建構對作者、評者、被述者、讀者的情感網絡的整全理解。

後九七作為方法？

研究對象方面，《城景變幻》選取九七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的作家，使樊善標教授在序中直指他最大的疑惑是「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究竟是一個代表世代還是流派的標籤」，比如「幾位作家年齡差距長達十歲（潘國靈最長，1969年生，可洛最年輕，1979年生）」、「第一本個人個人作品集的出版相距同樣有十年（潘國靈、張婉雯、韓麗珠1998年，陳志華2008年）」，而鄒文律則分享道，那是因為樊善標教授在方法上偏向求異，故未完全認同他的立論方向（但他仍會因愛徒之心而撰序）。

「後九七」的界定固然模糊，因為既不能準確斷代，以及切割出特定的創作群體，亦不能扣連時代與論述的題材指向（專著的核心在於自七八十年代起飛升的資本主義而非與九七密切相關的殖民議題），而按照朱耀偉教授的論文〈香港（研究）作為方法 ——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可細思當中的不可能與可能，如他提出香港可作為方法也可作為主體，後九七作家亦具有作為方法與主體的雙重意義，即後九七作家的非殖民凝視式關注，可作為穿越目前語境、返回場境的另一種方法，尤其鄒文律作為共時的參與者，在難以準確地為所選作家群命名時以主觀體認的方法圈定，即使會引來批評，也屬別無選擇下的必然。另外，從主體而言，概括雖有明顯缺陷，但有助讓個人主體集結，而成為可供經典化、易於辨識的標籤，對於鮮少受華語學術界關注的「後九七作家」尤其重要。

姑勿論利弊如何平衡，值得期待的是，「後九七」作為標籤，能否引來對該群體的創作的持續追蹤、多方面探究？能否延伸至思考「後後九七作家群」或其他可歸納的作家群？

勞動身體

引書中總括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之言：「身體雖然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質（生物遺傳學上）不能被取消，但身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歷史和地理的可塑性，集多重社會生態過程於一身。身體如果要維持其存在，必須與環境進行交流，並不斷轉化自身來適應環境。身體既然處於資本主義構築而成的環境中，想要存活，則無可避免需要配合資本的生產、積累和運作模式，成為『勞動身體』 (working body)。」

文本中的勞動身體反映現實中人在異化社會的必然狀態，尤在香港推向極致，在鄒文律於第二章分析謝曉虹和潘國靈書寫的勞動身體時，值得深究的是，勞動身體能否再細分？如毛澤東區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勞動也可分為停滯性和進步性，前者重重覆覆，枯燥而使人懷疑人生，後者則具積極意義，比如創作一篇小說，當屬進步性勞動，若此，可說後九七作家或許以旁觀的進步性勞動身體，書寫停滯性勞動身體，箇中或許存在偏差、代言、概念先行之類的問題？

餘思

於香港文壇與學術界的景觀不斷幻變之時，《城景變幻》如紀念碑般矗立，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學術書賣量不多，而作者關注的香港文學亦缺乏市場關注，說到底，青年作家們以文字盛載的批判和願景，可否算是無意義的掙扎？而鄒文律將往自然和動物書寫方向拓展研究領域，又是否意味「禮失求諸野」？或許無論作者、評者、被虛構或非虛構記錄的香港人都需要逆向思維，才能返回意義，如此，文字才更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