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

本我直覺、經驗交織下的「文學盧偉力」

生命的孤寂,對於感性的人,永遠與外在大環境關連,似乎是沒法排解的,這是人類生存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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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力作品。

訪問日期:2020年8月4日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

訪談主持:吳美筠博士(下簡稱吳)

受訪嘉賓: 盧偉力博士(下簡稱盧)

整理:吳芷寧

寫作是源於生命的瞬間

吳:我相信公眾從IATC(HK)「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裏的訪問[1],以及倪秉郎主持的「戲劇人生再體驗」的訪問中[2],了解到你當年在皇仁書院的青葱歲月。昔日你住在土瓜灣,一家人在珠江戲院看電影;又與一班現在己成為劇壇巨匠的知己良朋一起排戲、追夢。不過,據我所知,你的青蔥歲月是有很多方面,當中更有文學。不如我會先從文學寫作說起──

記得你早在《紐約筆記》就提出「方法寫作」(Method Writing),其實它是指導寫作的方法?技巧?狀態抑或是本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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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我的純文學寫作是源於一種生命瞬間的感覺,它直接聯繫了我的人生經驗。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ergeyevich Stanislavski,1863—1938)的心理體驗中,我們知道相比起天分,演員更多時是通過專門的訓練及不斷投入表演而取得成功。因為在揣摩角色和自身的關係時,演員往往都能從中碰上真實的瞬間。後來這種舞台真實所帶來的感染力更因蘇聯莫斯科劇團20年代在美國的演出而震撼當地劇壇。其時劇團導師米高.卓可夫(Mikhail Aleksandrovich "Michael" Chekhov, 1891—1955)更留美宣揚學說。及後亦發展出一套美國版的心理體驗學派,提倡感觀記憶(sense memory),並命名為「方法演技(Method Acting)。我相信創作就像戲劇演出時所體驗到的感覺挪移。

吳:我覺得這種論述向導與平時研究理論的盧偉力很不同,其建構是有別於理論,反而接近文藝心理學。傾向通過體驗與記憶寫作,並證明寫作是可以習得的。

盧:寫作是可以學習的,每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生命的原材料炮製屬於自己的文字。記得我初到紐約時,第一次親眼目睹異國白皚皚的雪地,被車子輾過後變成那種黑壓壓的模樣,內心剎那間對美產生強烈的感覺,首次有股寫詩的衝動湧現。


吳:你這個人在外的瞬間震撼的驚異,讓我想起李金髮在法國,他那首〈寒夜之幻覺〉,就是這股強烈的體驗湧動而產生。你起初創作的劇本也利用了這些生命材料嗎?


盧:我相信有,但並非自覺地去使用。因為自小被灌輸「文以載道」的觀念,那時始終受這影響,覺得文藝創作必須有啟蒙作用。太多這些考慮時,可能不自覺地就壓抑了個人的感觀記憶。所以,我認為自己在紐約的體驗也與曾經在當地生活的詩人李金髮有相似的地方,同樣在異地中感受到生命的澎湃,釋放了自身美學的本能後而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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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略影。

方法寫作與訊息論寫作

吳:看來你在紐約時期釋放了自己,在覺醒後找到屬於自己的寫作方法。不過,我很好奇,為何自那時至今天,你都不曾改變,甚至調整「方法寫作」這種論述?

盧:這就要由我回到香港後,在90年代的評論及教學工作說起。91至92年可說是我的「評論年代」,文章多在《越界》刊登,疏理了不少我在文學及藝術上的思考。之後的教學歲月中,我曾為香港藝術中心(Hong Kong Arts Centre)籌辦了兩個課程——「本我寫作」與「第一個小說」,更加奠定了推廣「方法寫作」的信念。因為在紐約逗留的最後日子裏,我開始創作不同類型的作品,而短篇小說〈殺鼠記〉入圍聯合文學獎,並在雜誌刊登一事,更令我肯定由「方法寫作」釋放出來的美學本能。加上對美國當時流行的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觀察,我也明白推廣寫作不一定要以培養一名作家為目標,原來任何文字都有其生命,創作人和讀者都可以通過作品豐潤人生。因此,我教授「第一個小說」時,希望為有心把自己人生變成故事的人提供指導;至於那些沒有明確方向,但又想嘗試寫作的人,則可參加「本我寫作」,通過寫作找尋自己。及至1995、1996年間,我兼職教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的專業寫作課(Professional Writing),(受訪者補充:1996-7年在科大全職教學,才教戲劇與電影;1997-2018在浸會全職教學工作),同樣以「方法寫作」為內容。我在課程之初就告訴學生,你們每一位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印記,同時也請他們即時以一、二百字寫下來。記得有一位學生寫自己新移民來港後的辛酸,家裏非常窮困,用媽媽給的僅餘零錢幫忙買豉油,可惜回去時摔破了,回去後媽媽沒有責怪她,只是雙雙抱着哭泣…..雖然文字上未必真實,但當下我們卻真實地進入了她的人生,仿佛觸碰了演員的情緒記憶。有關這個課程的經歷,大家可以參照我的散文集《找着.別的》。

另外,我也有一位學生,就是現在已成為出色詩人的劉偉成,當年我教美學時也曾經與他討論自己素有研究的訊息論(Information Theory)。而且這是我體驗直覺瞬間之後,進行文字勞動時使用的一些較具體方法,也是寫作的秘密。信息論是媒界學的概念,與系統論及控制論合稱「舊三論」,即舊社會科學三論,有別於耗散結構論(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等「新三論」[3]。用訊息論寫作,可讓文字更引人入勝,近年發表的《掌中花》都是用這種方式書寫,就以隨意翻開的〈茶餐廳的黃昏與早晨為例〉為例:

第一段:他近日放工之後常到街角的茶餐廳, 一個人坐到靠廁所的單邊卡座。 因為靠廁所,卡座比一般的稍短, 加上是單邊, 不會有人搭枱, 也不會有伙記搭訕, 一客下午茶可以讓他消磨一、兩小時。

第二段:喝著已經冷卻了的熱奶茶時,他想起妻子。他想起近日與妻子的冷戰。突然他記起早前訂了今天晚上的票要與妻子一同去看演唱會,不知他回到家沒有,也許自己應該走出修好的第一步,他想。[4]

第一段描寫「他」在茶餐廳坐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第二段理應寫在茶餐廳裏發生的事情,但我卻寫「他」與妻子冷戰,這種刻意讓預期產生落差就是運用訊息論寫作的表現。情節能被預測的概率(probability)愈低,訊息量就會愈高。再觀小說第二段,更會發現提及冷戰後,就沒有更多有關的描述,突然跳到演唱會門票的事情上,令訊息量大大提高,而這些位置也往往成為小說的破格位。

吳:這實踐也印證掌中小說之所以是微型小說,乃由於驚喜流露於瞬間,於不經意埋下伏筆。了解你的文學觀後,我又起了另一個疑問:在戲劇上你有布萊希特,文學上你又有哪位醉心的大師?

盧:魯迅。我年輕時便閱讀魯迅的作品及論述,連他翻譯的童話劇《桃色的雲》也讀過。我在紐約也為業餘的四海劇社親撰《魯鎮的故事》,把魯迅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寫成一個劇本。後來,寫作時又再重讀魯迅,發現很多人都誤會了他。其實魯迅對形式的探索相當前衛,以《祝福》為例,它就用了一種很的特別反復手法,在小說總不時出現「祥林嫂……」的句式,如稍前有人說「祥林嫂竟肯依?」之後又有人說「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5]近日因研究計劃的需要,又再讀魯迅的作品,由書寫青年時期的《朝花夕拾》及往後的《野草》,重新探索其心路歷程,更加肯定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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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略影。


書寫舞蹈評論難度最高

吳:你的藝術生命豐富,既有作家,也有化身為演員和導演的盧偉力,要以寥寥數語歸納實在不容易。不過,從以上的對話我們大致了解你對藝術所抱持的信念,以及由其建構的一些文藝觀。接下來想你以盧偉力作為評論家這身份談談,在戲劇、電影、舞蹈、文學評論之中,你認為何者的書寫難度最高?

盧:我認為書寫舞蹈評論最困難。90年代回港後,我理所當然地收到很多書寫劇評及影評的邀請,但之後《越界》竟然要我寫一篇舞蹈評論。當時這類評論不多,剛巧我與舞蹈家黎海寧相熟,又觀看了其演出的《九歌》、《春之祭》及《隱形城市》,最終也能按美學及舞台等的理論,寫出一篇較有系統的評論,這也是我書寫舞評的開始[6]。

吳:除了這個歷程外,你寫舞評時有沒有哪些方法或原則?

盧:我寫舞評的第一原則就是寫我所看到的事物,例如我看到某個肢體動作,感受到特定的舞台意象,而不是憑空推敲整個舞蹈的內容。這也是舞評難寫的地方,因為觀眾都難以即時吸收表演者整個動作所包含的意思。有時甚至連演出者本身也未必意識到表演背後的意義。例如我曾經寫了一篇有關楊雲濤《蘭亭.祭姪》的舞評,提及了其舞台意象如何呈現出超現實主義畫的感覺,但當時人對此卻不以為然。

另外一個方法是參照結構主義符號學,這很大程度上受我的老師林年同的研究興趣所影響。很多人誤解符號學只是解釋符號代表甚麼而已,甚至有不少劇評都有此毛病。事實上,結構主義符號學關心的是意義如何被建構,而作為寫舞評、劇評、影評等的參照,評論人應通過舞台上各種呈現之間相互的關係,找出彼此的關聯性。所以,我書寫時會關注符號指涉的過程何以建構(signification process)及各種的編碼(encoding)。

後來,我還接觸了現象學(phenomenology),把有關的概念應用在評論之中。所謂現象學就是撇除一切符號,感受迎面而來的光影聲色,沉澱出更本質的意義,從而提升我對舞蹈的了解。以這篇〈生之騷動——春之際》〉為例,在最後一段我都提及,從舞台上那個素淡的月亮,及朦朧的天空這些意象,都能體悟出生命的情調與藝術形式可能彼此都有着辯證的關係,所以黎海寧能否把自己的舞蹈納進個人的生活空間就成了往後表演值得關心的地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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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略影。

評論反照作品與生命的關聯

吳:現在,可不可以用數百字來說明你的評論觀。

盧:第一當然是寫我看的一切。第二就是在評論時要與創作者的生命有同理的觀照。正如以上評論,我對黎海寧的看法並不是一面倒的褒揚,當中也有批評的地方,但由於這些論述與她生命的構成有了交集,了解舞蹈評論人(主體)與表演者(客體)的關係,所以對方會因此而有進步。因為評論反省了作品與生命之間的關聯,所以我相信藝術經驗本身就可以構成評論。

吳:評論也是用文字承載的藝術作品嗎?就你所觀察,無論創作人與評論人,他們之間總有一個共鳴圈。你認為哪些評論人能與你產生共鳴圈?

盧:對。我覺得這評論人是洛楓吧。我與她在香港電台的《演藝風流》合作了約11年,在做這節目後她開始寫舞蹈評論。我發現她悟到一種評論方式,就是按照創作人的生命歷程去看創作人本身。加上她喜用隱喻及自身的文字習慣,這都令其評論可讀性很高。

吳:那麼又有哪些人評價你的著作,與你產生共鳴圈?

盧:沒有人評論我呀!

吳:就連《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事》都沒有人評論嗎?

盧:都有好幾篇。

吳:看來不是完全沒有人評你的作品,只是之於你的創作,他們無法讓你覺得在同在共鳴圈內。

盧:如果真的要說,我覺是劉偉成,他為我詩集《日子揮發如歌》所寫的編後記是非常用心和細緻的評論。還有李紹端,他在《我找》與《或者是偶然的遇合》為我所寫的序也是出色的評論。

吳:盧偉力你是一個有很多面的人,所以也不容易得到理解、共鳴。最後我想知道,當別人難以理解你時,你會用甚麼方法排解孤寂?

盧:你問我如何排解孤寂?人生的,以詩與日常,這我做到了,可以參看《日子揮發如歌》中的後記,我在那文中亦提及我的創作方法;但生命的孤寂,也許是無法排解的,尤其是我這類未能完全明白自己「性屬」的人,所以我只能繼續力所能及的研究與創作。戲劇是目前的主要方向,或者亦會寫極短篇。生命的孤寂,對於感性的人,永遠與外在大環境關連,似乎是沒法排解的,這是人類生存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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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吳芷寧,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畢業生。

[1]    陳瑋鑫、巫書祺:《中學時期開始接觸戲劇;校協戲劇社的影響力》,Youtube,見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TomXAgzPA

[2]    倪秉郎訪問:《戲劇人生再體驗:第十一集-劇場詩人盧偉力》,Youtube,2019年5月13日,見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7&v=iVK9XNw0jC0&feature=emb_title

[3]「新三論」除了耗散結構論,還包括協同論及突變論。

[4]盧偉力:〈茶餐廳的黃昏與早晨〉,收入盧偉力:《掌中花》(香港:The Rabbit Press,2018年),頁36。

[5]魯迅:〈祝福〉,收入張秀楓編、趙延年木刻插畫:《魯迅小說全集》(台北:新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216、220。

[6]盧偉力:〈九歌七情〉,收入《越界》第6期革新號 , 第26頁,1991年4月。

[7]盧偉力:〈生之騷動——《春之祭》〉,收入《越界》第19期,第79頁,1992年5月。

後反送中時期,香港人的語言怎樣走下去 ——董啟章訪談錄(下)

如果你覺得絕望,困惑的時候,就回到文學裏面,如果你喜愛的話。不論是寫或是看,或是看些很無關的文學作品

要記住文學是自由和創造。太容易放棄生命,就放棄了創造。一天在生,就有一天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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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主持、修訂、補注:吳美筠(下簡稱吳)

訪問:吳廣泰(下簡稱泰)

受訪者: 董啟章(下簡稱董)

記錄、整理:陳偉業


語言失效之冷暴力

董:因為前幾年大家都開始用一些強烈的字詞,如暴政、亂世等,如果當年未去運用這些字詞,想想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詞語是適合那個程度的。暴政和亂世也許留在以後用,現在用會否太誇張呢?就像反東北那樣,大家也十分憤怒,有人被逮捕判刑,但是否就是亂世暴政?我當時就覺得歷史上有更強烈一百倍的暴政可以用什麼詞語來說呢?變相暴政的涵括性太大,由這個案件到秦始皇、希特拉都是暴政的時候,我們的語言還有什麼區別力呢?

 

吳:語言會消弭了它的能量。

 

董:對,變成了一個沒效的語言,屆時我們就會把這些詞語拋來拋去,所以那時我很擔心語言的運用,例如暴力,在英文裡面有很多區分,有violence, force, strength, power,很多種指向,如果我們覺得示威者衝擊不是violence, 就可能是用force,用力打破玻璃,是一種force 但不是violence act,即是我們如果想區分的時候,就可以這樣用。但現在好像所有行為都是一動手就是暴力,是violence,又或者打破玻璃和給警察圍毆都一樣是暴力,但其實並不一致。打破玻璃和一個人好端端的給人圍毆相差太遠了,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返回文學的思考,文學要求我們在語言上有一個豐富的描繪力,然後我們的理解事物細緻度和區別性就可以增加。

 

吳:我同意,因為現在的區別問題非常嚴重,無論建制派還是其他陣營,都好像彼此都在用相同的字詞,又或產生語言上的暴力,很輕率地使用一些非常猛烈的詞彙,以致很多常識我們都忘記了。假設一個小朋友發脾氣打破玻璃,衝進房間,其實他是「大力破壞」,大人很少會「譴責」,我們會「斥責」,但這些詞語好像沒有人用了,而揪一個已受控制的人圍毆,打到頭破血流,不是「暴力」是甚麼呢?另外,若死了人也不哀悼,毫無反應,死多少人也沒有回應和悼念,是「冷」暴力。[1]用暴力等字眼去定性本來不是暴力的行為,用嚴厲的語言譴責,其實也是語言暴力。

 

董:或可說是制度暴力。

 

吳:對,制度暴力,然後七一事件到現在,有人說要文宣,但其實我們也比較少這種文學性的關注,對語言層次和區別的關注。

 

董:所以說將文學推廣不容易具體做到,但就理念來說,如果我們文學意識和語言上的素養是好的,大家可以區別到,或可更細緻討論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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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或許作為另一種對抗?

吳:回到直面當下的社會運動,我們都會進行迫切反思。不過整體香港對文學的關注的缺席,或是說缺少,是否可在這時候作出反思?而我們這類人也有種掙扎:「現在這時候說文學,同時也可能遊行去,現在是遊行的時候,現在來讀文學書,都是什麼時候呢?」

 

董:會有掙扎的,但是有時又不會有衝突。例如牽涉到要採取行動的人,自己是做到什麼位置?是否覺得自己那天出去要做到某樣事情?每個人自己衡量是否放下文學才核心地參與,因為參與程度有很多種。今次較新的地方就是大家都預設了各人有各種的參與形式,不會說某一班人做一些事就埋怨別人沒有和他一起做同樣的事,反之覺得「我們可以這樣做,因為其他人在做其他事情去支持他」,所以背後肯定了沒深入牽涉但亦有關注付出的人。這時如果不是最前線的人,心情還可以的話,說些文學、喜愛文學也是沒有衝突的。

 

吳:我記得也斯生前也說過,「詩也可以是生活的文字、是對抗野蠻的溫柔,是緩和殘酷的力量」。這說法幫我們去思考文學是可以怎樣對抗殘酷的強權,對抗野蠻,各種的暴力,他的方式是溫柔的,可能力量比坦克更加強烈,這個想法在近十幾年來都慢慢在文學界營塑出來,詩甚至文學是對時代的對抗,有些人這樣說。

 

說回你的書寫,由之前的家族書寫,我們看見你家人的身影,評者理解為私小說,在一個運動的狀態香港,有些人的說法是今年2019香港已經進入抗爭的年代,會影響你下一部書的寫作嗎?我知道你下一本書寫你的兒子。書中你兒子的身影會否帶有你對香港未來的期許,或者運動形勢千變萬化,這會不會其實對你的書寫走向有影響呢?

 

董:這本關於兒子的書上年年尾一早已經寫好,年末準備出版,與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沒直接關係。這本書較薄,散文部分真的寫自己和兒子的點滴,但後面虛構部分就與我真實的兒子並無關係,我創作了另一個兒子出來。那部分牽涉了學生對政治和本土的一些新看法,會涉獵到社會,但不是像現在這狀態那麼廣闊和激烈的題材。你說往後會否有影響呢?會有的,但我也說不出是什麼影響。我本來也有構思寫一本小說,不過構思與最近的事件有些距離,所以未必會兩者拉到十分接近,往後我會再沉澱,我覺得自己是比較需要沉澱的人。寫長篇小說不可以衝動,亦都不可以靠激情,反而應該沉澱,可能一年半載再回看這件事才處理到,即是雨傘運動,我也用了幾年時間才能處理,化解到一些事情,即是《形》、《影》、《神》那三部曲,所謂內在精神世界,自己用數年時間不同角度處理那件事,才稍為找到一些東西。

 

泰:我讀到《神》、《愛妻》提及很多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你是否有意作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用文字去書寫是一種方法?或是希望可以這樣做?

 

董:你說有意或是自然而然也可以,因為我本來也是這樣思考,我是喜歡看那些書的人,所以看完以後自然會融入到小說裡面。這比較是一種寫小說的方法,寫小說都會和一些思想性的事有關,但不是應用一些理論的方式,而是嘗試將一些思想放入人物的情感生活,對個人體驗如何衝擊這些思想,所以我不會說自己有特定的結論或目標,我不是要用某些理論分析一些事,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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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真的可以介入社會?

 泰:而我看到《神》入面有一個角色魍魎,是阿影和他的關係,有一個就是說當年他面對雨傘,感覺一些壓力,影就叫他可不可以教導他用文字去抒發情感,但最後是失敗的,我就想知道如果文字力量,在現時世代是否還有它撫平人心的作用,書裏說他曾經是失敗的。

 

吳:這是不是代表了你對文字介入社會的否定?

 

董:你可以說是懷疑吧,不是否定的。因為有時我又不敢這麼大聲,說文學是可以治療一個人,創作或讀文學就可以治療自己,我覺得是可以,但未必一定。有人寫文學,創作文學可以抒解自己,找到出路,也有人愈創作愈陷入去然後自殺,很多作家詩人也有這樣的結局,你說為什麼他治療不到自己,還要自殺,所以我不敢這麼簡單去說文學就有這種作用,因文學都一個頗開放的事物,大家接觸它會產生什麼結果,沒有人可以定案。文學與有病吃藥不同,吃藥有多少成效,有百分之幾機會康復,這可能有數據,但文學不可以這樣說。一本書一百個人看可能一百個人得到的東西都不同,有些人很正面,有些人很負面也不一定,這是我們需接受的,文學不能夠功能化的部分。文學有意義,但意義不同功能,功能是比較確實,可以界定,可以掌握預期,總結出來多少人看完就會精神變好,文學不可以這樣說。所以我不可以這樣說文學有這個用處,同時像吳幸晨這個角色般,她是一個數學系學生,但在過程看了一些書,慢慢其實有得著,有變化,是找到了,最後沒說幫了自己什麼事情,但她是有變化,看到一些事,所以有人可以,有人不可以就是這意思。

 

吳:提到功能,我想起許多時我們想承認一樣事物的價值,就會想這事物如何介入社會,就得到哪種價值,但說功能,是在講求效益、效用,把一件事畫了框限,但建立意義,就是把一件事的各種延伸可能釋放出來,而整個方向是不同的,我同意說文學一定不能用功能去處理,反而說我們可以討論意義。如果是這樣,與其說文學如何介入社會,不如說,有些作家通過文學抽離。小說的狀態就必定有需要沉澱,詩人王良和喜歡用積累,其實也有些共通。有時我們會覺得通過介入才能產生功能,但抽離可能是讓我們延伸出去另一角度看一件事的開始。

 

社會運動牽起的情緒是憤怒,我們知道從心理學上來說,所有人類的情緒是必須的,因為情緒才產生能量,那憤怒就是產生辨別是非功能的能量。黃國鉅那本書論及藝術與社會運動的關係,說到憤怒的能量在社會運動是對抗強權的能量。回到情緒的真實性,而你剛才說的多樣性,各種層次是其中一個形式,它能夠幫助我們確保思想的獨立。藝術的存在就是避免各種情緒的多樣性受到壓抑扭曲,我們現在看見社會運動,現在算不算膠着,或是在等待下一波的情況,我想這時建制的陳述都是一言堂,超乎想像的壓抑和扭曲,但其實某部分抗爭者提出一些指控,也會是扭曲了一些情緒,或是自己都扭曲了一些憤怒。用這角度看,我們必須回到文學的超功能性,因為我們需藝術的形式去面對情緒的真實,除了要反映事件的真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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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本身作為目的

董:我想這是文學本身作為目的的問題,如果我們將文學視為所謂工具,去推動介入一些事情的時候,文學是一種手段,你是為了那個目的去寫作或讓人閱讀,大家有某種想法然後去做,這個是工具性的。但剛才提及抽離的問題,我覺得文學的本質就是,或是所有藝術也是,他們的本質就是一個目的,可以說它是無用的,我們不是用它來做事,莊子說得正確,無用之用。康德也是這樣說,《判斷力批判》中有說藝術是一個 “purpose without purposeless”,令我們覺得有目的的,其實是無目的目的,莊子這點與康德有互相呼應的地方,所以我們對待藝術,我們創作或去閱讀,都是我們的目的本身,目的就是要進入,或是說享受,達成目的以後自己再做什麼,這是一個另一層次的事情,將藝術視為目的本身就等於必須從現實世界抽離出來,這不是說簡單逃避,外面峰火連天,裡面就在看莊子很逍遙的樣子。不過,我寫《神》的時候也有想呈現這個狀態。

 

吳:寫《神》的時候是雨傘運動以後?

 

董:是,雨傘運動之後第一本是《心》,《心》就較多佛學,佛學之後就是道家,莊子陶淵明,可能讓人感覺很逃避,有人或會說:「你是不是鼓吹逃避,那些本土運動抗爭就變得較負面,逃入去精神世界就很逍遙」,但我就是正正想探索這樣東西,就是說是不是一定衝突?還是可以並存?我們都需要一個精神世界,一個相對有某種區別性的精神世界,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世界,只有物質世界,和現實的種種抗爭的世界,那會怎樣呢?所以提及抽離,就是在這意義開始,而我依然相信的一點就是其實藝術本身的創造、閱讀的行為就已經是自由的體現,這是人類行為十分重要、獨特、純粹的自由體現,我們在其他情景底下無可能體現這樣的自由,就是說我們完全自由地去創作,投入創作當中,體現自由。自由就是沒功利目的,我們有功利目就不自由,我們就會為了那個目的而奮鬥,所以有時我會發現我要為實際目的寫稿的時候,會發現自己少了一些自由,會想「這樣還是不好,這樣會影響到什麼,影響什麼角度,產生什麼問題」,不可以放手地做自己的東西。不過當然很詭異,我們要用不自由的方式爭取自由,這難免在人類世界需要。當有人際關係就不同了,不是沒有自由,但那自由是不同的,這是需要和人互動當中尋找和創造的自由,而另外一種自由,就是在藝術創作之中我們不需要找目的,那行為本身就是目的之自由。我覺得對人來說,這是一種獨特的行為。

 

吳:回應你所說,閱讀文學、寫作文學,那個狀態的確是全然自由,即使是一些弱勢,如文革時期被人燒書那些作家,如穆旦,他寫一首就燒一首,但是他回憶寫詩的狀態,在那階段他是最自由。因為他知道不會出版,帶著他靈魂的自由去創作,而到他燒的時候就是另一回事。閱讀也是,就算抗爭不抗爭者,在文學閱讀的世界是他選擇進入文本,那個自由的狀態的確是無其他,我喜歡文學,所以我很認同,那種自由就像現在做文學評論,我很想朋友明白,不是要有些理論去支撐自己去思考那個問題,而是在自由的閱讀世界裡面,去發現一些東西然後分享,而那個分享是自由的,甚至本身是一個創作。回應剛才所說精神力量,最熱門的就是說有一位學者Noam Chomsky ,他就留言說這年輕人反修例的行動是展現最大的勇氣。他話語背後指涉的是精神力量,跳出不討論進立法會是對錯,還是抗爭者也會想這策略的對錯,是否令到和理非?已經超越了對錯判斷,物質世界中社會前行了多少退後了多少,而是說勇氣。這是精神世界的。剛才說可不可以沒精神世界,我就很大反應,因我覺得正常人都需承認我們需要精神世界裡面的創造和自由,而文學就是其中一個方向。

 

作家葉靈鳳

作家葉靈鳳

對極端本土主義的疑問

泰:這都是最近《神》與《愛妻》想表達的,精神比實際肉體上的影響力都更大,特別是《愛妻》,更明顯,主角佘梓言 ,可能已逝世,但精神存在於世界意識上面更重要,這都是這兩本作品見到的一些現象。不過個人想問為什麼選葉靈鳳作研究,因為我也很喜歡,書中為何會有計劃將他重新塑造出來呢?我喜歡看些民俗學,所以他的香港史地丶《香海浮沉錄》等書都看過,這幾年在老一輩中對葉靈鳳的研究頗為熱門,

 

董:我一向也有留意。以前寫《地圖集》,已經有看他的香港掌故,後來再留意他年輕寫小說的時候,葉靈鳳在當時不算一等一,不過也不遜色,有才華,如果繼續嘗試可能都會創造出色的作品來,但後來放棄了,只做編輯,寫書話。寫他的原因,第一,我以前已有閱讀他的作品,第二,因為主角是中文系教授,總要做些中文研究,而研究對象就選他吧。他也十分有趣,南來作家,在中國歷史上代表了某一個重要的淵源,某一種文化背景上是與內地連結,這讓我覺得需要探究。因為過去數年我對極端的本土主義有些懷疑,我認同他們對香港的關心和緊張,但當中某些本土主義說到跟中國的歷史文化完全切割,甚至與中文語言切割,這是讓人擔心的。大家支持廣東話是必然,但說到書面漢語、古文全都是外來語言,就覺得有些過火而不智,斷絕了自己一個很大的文化資源,所以過去幾年都有這心態,去質疑某程度極端的本土思維,會不會反而對自己有害。我覺得葉靈鳳處於一個很有趣的位置,他可與劉以鬯作對比,就是他從上海來到香港,來到香港以後變得頗地道,對香港的掌故歷史做很多研究,所以這地域文化的轉移是什麼意思?香港後來的本土書寫,歷史掌故等作品,又會與五四時期新文學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這人物很代表到這個結連,所以就用了這個人物。而且他是年輕時代創作後來放棄了,像男主角,年輕時也想做作家,後來走上學院路線,這算不算是一個放棄?還是一個未了的心願,所以創作小說家葉靈鳳出來回復他的創造力。

 

泰:書中特別有一段說到主角在圖書館的時候見到葉靈鳳,那段頗有趣。我覺得早期小說《永盛街興衰史》,《地圖集》、《繁盛集》全都是香港本土有關,慢慢我就見到你有個轉向,可能不單止說物質上的本土,亦是精神上的保留,這是我個人意見。

 

董:但也有各方面的疑問。早期寫作的時候是對本土、香港本身,什麼是香港作探討。我覺得很曖昧,難去確定那種感覺。而近年寫作的書就是因想到雨傘的失敗,除了是因為政府的拖延策略,逆轉民意,不能撼動,很大因素也是因為反對陣營的分裂,本土、泛民、激進本土、和理非的分裂,互相的對立,其實是撕開了,那時就開始有些擔心極端本土派,疑問那本土主義會所引發的問題,不是說政治上獨立與否,可能有這取向的讀者,就不適合看這些書,覺得那麼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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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自由和創造

吳:我也覺得你近年的書是懷疑和質問較多。之前《時間繁史》是發現多些,未來則是未知數。這代人都很害怕有人會為運動做義士,我也不想用這詞語。其實有人自殺是二百萬人減下去,不是加數。許多青年愛看你的作品,你也有一定影響力,最後可不可以對青年文學人說些話,啟發他們,起碼不放棄生命?

 

董:我的說話是:如果你覺得絕望,困惑的時候,就回到文學裏面,如果你喜愛的話。不論是寫或是看,或是看些很無關的文學作品,不用看關於抗爭的,可能可以看一些很沒看過的,不同國家時代的作品。

 

吳:可以推介一下?

 

董:例如古典詩詞,進入另一個世界。不要告訴自己要發掘到什麼,而是回到文學自由的狀態,或許可以抒解到現實的一些壓抑,要記住文學是自由和創造。太容易放棄生命,就放棄了創造。一天在生,就有一天的創造。

訪問後合照,左起:董啟章先生、吳美筠博士、吳廣泰先生、陳偉業先生。

訪問後合照,左起:董啟章先生、吳美筠博士、吳廣泰先生、陳偉業先生。








[1] 冷暴力是一種非生理上的暴力,用冷淡、輕視、放任、疏遠、漠不關心的態度,將語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令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折磨,因而受到侵犯傷害。查一查百度也可以見到冷暴力精神虐待通常在家庭上,但也可以在職場,用持續貶低性評論、壟斷資源作出冷暴力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