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了幾千年的「文字本體文學」，會不會接受影像，包括鏡頭、燈光、剪接代替文字敘述和修辭？以費穆的《小城之春》為例，看完這部電影的觀眾，會不會像看完沈從文先生的小說一般，感受到文學洗禮的力量？
《文學改編電影》書影
【港人字講：廖志強】不論是古今中外，將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故事的情況經常出現，而且早在電影這種表達形式最初面世時已經出現。以香港為例，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的黎民偉，在1913年身兼編劇和反串飾演莊子妻、其兄黎北海任導演兼演莊周、由香港第一間電影公司華美影片公司出品、首部本土華人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莊子試妻》，就是改編自《莊周蝴蝶夢之扇墳》；黎氏兄弟――海山、北海、民偉在1923年合辦「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拍攝香港第一部長篇故事片《胭脂》，是改編自清代作家蒲松齡的《聊齋》。
經歷北伐抗日國共等戰禍後，香港電影工業逐漸成熟。五六十年代的古裝片(包括粵劇片)大多改編自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而部份以社會家庭人倫反思作主題的時裝片，則喜歡改編「五四」新文學時期的作品，以至「五四」時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單以1952年創辦，1967年结束、以同人公司形式經營、被譽為「一個時代的光輝」的「中聯」電影公司製作的43部電影，當中就有近半(21部)的作品是改編自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王實甫《西廂記》、湯顯祖《牡丹亭》、施耐庵《水滸傳》、蒲松齡《聊齋誌異》、民間故事《沉香救母》和《借女沖喜》；「五四」文學作品：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園》；外國文學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狄更斯《遠大前程》、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德萊塞《嘉麗妹妹》；還有當時的香港文學作家：望雲、阮朗、史得、鄭慧、李我、王是的作品；可見當年電影人對改編文學作品的「特殊喜好」。
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改编文學作品的比例大幅減少，是因為電影製作產業化，原創電影劇本的好處是可以直接回應市場。不過，近年仍有好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例如吳宇森的《赤壁》2008、李仁港的《三國之見龍卸甲》2008、李安的《色／戒》2007和《奇幻少年Pi》2012等。改編香港文學作品的，有黃國兆改編劉以鬯的《酒徒》2010、六位導演改編李碧華的《夜》系列小說的《迷離夜》2013和《奇幻夜》2013、演藝學院畢業生改編亦舒的《一個複雜的故事》2014；京港合拍的電影也有不少改編自中國古代、近代和現當代的文學作品。
改編文學作品，對電影的好處其實很多。首先是在故事結構上會比較完整的藍圖，發展的情節容易掌握節奏和韻律，人物描寫也有較易有深入清晰的描寫，令電影在敘述表達上有一定的優勢。其次，文學作品在主題表達上，已深入的闡述，電影製作人容易掌握作「再表達」，豐富電影的內涵。至於文學作品在反映社會情况，探討人性道德價值觀等各方面，亦有獨特的見地，改編成電影，就更能強化內容主題和充實寄託表達。而且觀眾在讀過文學作品後，對故事情節內容主題有一定感受，對「再製成品」容易產生興趣；沒讀過文學作品的觀眾也會受文評推介、作品聲譽、廣告宣傳等影響，同樣較容易接受電影故事人物和主題，為電影帶來「熟悉感」。
不過，改編文學作品的電影，也有一定的「包袱」。電影改編文學作品的最大爭議，是應否按原著內容拍攝，特別是名家作品，例如張愛玲的作品。近年改編張愛玲作品的「最大規模」電影作品，應該是李安導演，王蕙玲和夏姆斯改編的《色／戒》。這個「最大規模」不單是說電影製作的投資，也是說在故事內容上的改編，甚至可以說是擴寫。電影《色／戒》由原來萬餘字的短篇小說，改編成近三小時的電影，在情節、人物，甚至主題內涵上，都有很大的增加和改寫，結果當然引起文學評論人和電影評論人(當然當中有身兼兩職的朋友) 的爭議，最大的爭議是，電影經過這種改寫後，還是不是張愛玲的作品呢？這個爭議不單在電影《色／戒》出現，凡是改寫了原著的電影作品，包括吳宇森的《赤壁》也如是，而且不論電影改動多大，都會有爭議。
其實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來看，文學作品成功與否，是由它的故事結構情節，加上文字技巧和內容涵意整體來看的。所以電影改編文學作品之後，即使是按原著去拍攝，但因內容載體不同，優劣也會不同。舉例來說，許鞍華在1984改編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傾城之戀》，對白有部份照抄張愛玲原著，以及現在正在無綫電視播影、由大陸製作人張紀中製作、大部份按照原著情節拍攝的《西游記》，兩者都以「尊重」原著為名，但同樣被批評水平不夠。由此可見，電影改編文學作品，好壞不在改編跟不跟原著，因為讀者和觀眾都是由它的故事结構情節，加上表達(文字或影像)技巧和內容涵意整體來看的。
李歐梵教授在《文學改編電影》一書中分享自己的觀影經驗，表示他看過改編「五四」新文學作品的電影，發現大多「好」的文學作品，拍成的電影卻很「差」。這情况也很容易明白，改編文學作品電影的水平，是關乎編導製作人的水平。文學作品可以成功，是因為有成功的作家，那電影的編導製作人員，要製作出「好」的改編文學作品電影，他們的文學創作修養是不是也須有高的水平？這個看法知為甚麼較少人討論。
有趣的是，反過來說，文學作品本身水平一般，在經過電影鏡頭、燈光、剪接等技巧，以及編導改編，又會不會令作品價值提升呢？這個想法，可能為文學和電影理論中，文字和影像的特色和分別，有更深的發展，但有待進一步整理研究。
李鷗梵教授也提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學的本體是文字，電影的本體是影像。文字又由字和句組成，串連在一起，遂而產生內容，但語言學上仍把內容和形式分開，嚴格來說，西方語言學理論所說的符旨和意旨仍在語言的層次，並未涉入内容，而一般讀者讀者則只看内容，不管形式。」
這樣，文學讀者會因為不理，甚或不懂電影鏡頭、燈光、剪接等技巧，而看輕電影。這種誤解和「歧視」，令電影百多年來未能登入文學的殿堂。到底，好的電影作品──不是說出版的劇本，而是以電影形式為載體的電影本體──能否跟印刷或網上文字版的作品，同獲接受成為文學？這論述其實涉及，發展了幾千年的「文字本體文學」，會不會接受影像，包括鏡頭、燈光、剪接代替文字敘述和修辭？以費穆的《小城之春》為例，看完這部電影的觀眾，會不會像看完沈從文先生的小說一般，感受到文學洗禮的力量？
我個人相信電影技巧可以達到文字敘述和修辭的技巧，問題是有多少電影編導製作人可以像「好」作家一般去創作。相信這些討論有待將來繼續驗證。
作者簡介：廖志強，文學碩士及傳理學哲學碩士；現任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報刊特約撰稿／編輯、演藝評論家協會董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曾任電視／電影編劇及副導演、中學教師、研究助理、報刊編輯、藝術節目策劃等。著作包括《一個時代的光輝──中聯電影作品評論及資料集》、《光影中的香港》、《同窗光影¬──香港電影論文集》、《中文指點》、《舞影(劇本)集》；劇本《壯志雄心》、《皇家飛鳳》、《風雨同路》、《拳擊之霸》；譯作《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的分析》；編有《香港文學多面體研討會講稿彙編》、《香港文學教與學》、《影視剪接技巧――從理論到實踐》等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