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的是文學時，何不先處理美的問題，把其他先放入括號裏；這並非鼓勵逃避責任，只是之後再處理。事實上，世界從來都是複雜，如果不斷受「野蠻」束縛，也許連詩也寫不成，放入括號之後還會有拆開的一天。
文/吳芷寧
生於「亂世」之下，我們就像被置身在「革命」與「抗疫」的時代裡。可是，當「抗爭」變成我們的「日常」後，又可曾思考過自己如何在這種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長期處於「抗爭」的焦慮下，也許靜下來閱讀帶來的經驗反而會預示各種生存出路。試想「亂世」即使可以令我們連出外的自由都被限制，但書本依然在字裏行間透視了現在，也可穿透過去與未來。
雖然大家不能如昔日般聚首一堂，但香港文學評論學仍然跟大家用Zoom「四圍閱讀」。2020年3月14日率先以馬世豪博士主持，由鄧正健博士談談「亂世好讀是殘忍的？」，探討閱讀到底能否與「亂世」扯上關係，成為一股力支撐生命的力量？
亂世書寫：文明與野蠻鬥爭中換來的救贖
活在亂世的旋渦中，要靜下來讀本「好書」並不容易，更何況寫首「好詩」。阿多諾(Theodor．W．Adorno, 1903-1969)曾經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1］，鄧正健也抓緊這句話與當下景況的相似點，展開亂世寫詩的討論。他指出解讀時結合上下語境，就會發現阿多諾批判的是，奧斯維辛喚起了人類文化的進程中，文明與野蠻不斷鬥爭的事實，就算文明到有寫詩的能力，結果還是回到野蠻去；因此人們應該上前抗爭到底，而不是在後方不道德地寫詩。這裡不禁讓人生起疑問：難道在亂世之下連寫詩也是不被允許嗎？鄧正健隨即引述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所寫的《死亡賦格》，認為這是對阿多諾的回應，證明如何「野蠻」地寫詩：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
我們中午喝早上喝我們夜裡喝
我們喝呀喝呀
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躺下不擁擠［2］
這段文字刷新了過去文學只會談「美好」的印象，原來「黑牛奶」、「掘墳墓」這些不堪的景象都可以當題材。試問亂世之下哪一處沒有「黑牛奶」呢？用詩的語言把它們寫下來，對創作或閱讀者而言都是直面人生的做法，所以詩為個人而生，也為他人而生。阿多諾見到策蘭的表現後，他意識到「奧斯維辛後你不能寫詩」是錯誤的，原來人可以野蠻地寫詩，而且這種野蠻正正是文明之下的非常態表現［3］。鄧正健解釋，阿多諾本來可以直接否定詩，而且這樣面對的矛盾可能會更少，但他關懷的除了是抗爭之外，更多的是人還可如何生活下去，尤其那些災難倖存者。
轉換一下問題，當亂世中的生活都是野蠻時，我們應否同樣野蠻起來，為對抗惡魔化身成惡魔？鄧正健回應時引用了《浮士德》出賣靈魂換取知識的例子，指出化身成「惡魔」前應當思考背後的原因，為了自己，抑或是為了他人。他按以上更加點出了處於亂世下的兩種理性閱讀：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知識份子責任」；柄谷行人的「公共倫理」。
亂世中的知識分子：站在邊緣彰顯個人道德與良心
知識固然令自己的生活有所改變，但如上文提及，人在亂世之中除了考慮自己外，個人面對世界又是怎樣一回事？鄧正健事嘗試從薩伊德《知識分子論》中「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回應。根據薩伊德所言，知識分子絕不是獨善其身的一群，他們反而是公共與個人的複雜混合體，沒有所謂一己的存在。以寫詩為例，他們的言論一旦發表，就會成為公領域。因此，知識分子一直處於與世界對立的狀態之下。具體來說，知識分子的對立正與薩伊德高舉的個人良心有關。過去談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時，如葛蘭西，都會強調集體知識子發揮力量時對社會的創造性；但薩伊德卻指出知識分子應脫離社會體制，視知識為個人抒發道德與良心的力量，從而揭示社會真相。
這種思考更加引伸至另一問題，知識分子既然是處於社會的一部分，其本身以至文學書寫等各方面，又在怎樣的公共倫理下直面世界？鄧正健借用柄谷行人「括號」的概念，又回歸寫詩是野蠻的問題。
亂世中的公共倫理：為文學加上「括號」只是回應更遙遠的「他者」
當「寫詩是野蠻」只是我們對野蠻社會的回應時，在倫理道德中又能否被接受？柄谷對文學中的「惡」就提出了有趣的觀點，文學中觸及惡早由弗洛依德開始就是眾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這一概念下出發，寫詩是野蠻不過是人類表現原始欲望的天性。鄧正健更加借用柄谷在處理文學時加上「括號」的做法。柄谷認為倫理固然重要，但當我們談的是文學時，何不先處理美的問題，把其他先放入括號裡；這並非鼓勵逃避責任，只是之後再處理。事實上，世界從來都是複雜，如果不斷受「野蠻」束縛，也許連詩也寫不成，放入括號之後還會有拆開的一天。
而且公共倫理處理的不僅是善惡道德，更多的是回應沒有實體的「世界公民」，柄谷用到「他者」的概念，如上文提及，我們既是自己，也無時無刻為他者。不過，我們與他者的對話永遠都是不平等，因為「他」除了是現世的人，也可以是過去、未來的人；而我們的倫理也應該考慮到這些不被納入群體的人之位置。文學書寫也許是回應着遙遠的他者。最後，鄧正健也黯然地引用楊牧先生詩作〈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由楊牧先生離開我們一刻，他成為了「他者」，詩中「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指那個「現實」亦然［4］。而我們在抉擇中，尤其在亂世之下，又能否考慮「他者」留給我們，或自己有甚麼留給往後的「他者」呢？相信這也是當下倫理一個重要的課題。
結語
閱讀穿透了亂世的表象，更能發現自己身處的時代。不過，人的責任是否只有自己，能否在抉擇時考慮他者，包括那些過去與未來的人？文學也許就這種特別的回應方式，不管是野蠻、美麗各式形態，都是人類安身立命之所。
作者簡介：吳芷寧，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生。喜歡中國文學批評及繪畫，偶爾創作漫畫。
［1］語出阿多諾(Theodor．W．Adorno)《棱鏡》．〈文化批評與社會〉。
［2］詳見策蘭(Paul Celan)《死亡賦格》，孟明譯。
［3］詳見阿多諾(Theodor．W．Adorno)《否定辯證法》。
［4］詳見楊牧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如想了解更多楊牧作品，可参考：https://www.literaturehk.com/new-blog-45/202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