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Photo by Ben Sweet on Unsplash
受訪者：蔡元豐 教授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病是生命的故事
吳：那麼，如果疾病回到自然本身，會不會喪失了它本身的文化意涵？文化背後的東西會不會就此消失？
蔡：這個問題的關鍵詞是「自然」和「文化」，譯成英文就是nature與culture。我們習慣將這兩個概念二元對立，認為「自然」就不是人為的，而「文化」是人為的，不自然的。我跟文學院的同事剛剛辦了個人類世（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人類世」是地質學名詞，關乎人類如何影響地質。在香港移山填海，要勘探地質，過去發現的花崗岩未來在將軍澳堆填區將會是垃圾，人類留下的各種廢料已經成為地殼最表面的一層。人類世學者大多注意氣候變化，溫室效益與工業文明息息相關，人類「文化」其實已經影響了「自然」，人與自然密不可分，「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故此，當疾病回到「自然」本身，並不會喪失其「文化」意涵，反而更能看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如疫情，不單止回應自然，也回應了文化與制度。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吳：所以人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蔡：對，這個概念類似道家哲學的自然觀，二而一，一而二。
Photo by Марьян Блан | @marjanblan on Unsplash
吳：文學往往將疾病視為隱喻，此外尚有其他可能嗎？
蔡：從修辭學和語言學來說，提到隱喻，便會想到換喻。隱喻把兩種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而換喻則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如用「寶劍」換喻「武士」，用「機翼」換喻「飛機」。防疫與「戰爭」是隱喻的關係。就換喻而言，魯迅本來學醫，同時他本人百病纏身，身為病人，除了用疾病隱喻文化，晚年論戰時雜文中罵人的脾氣也許受到肺病影響。另一例是史鐵生，由〈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作品中那些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其實與他的癱瘓和腎病直接關連。再舉外國文學為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啟迪》（Illuminations）中分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認為普魯斯特的句式及節奏其實是出於他對哮喘病窒息的恐懼，哮喘的節奏感成就了普魯斯特的節奏感，疾病與藝術相輔相成，發生共生關係（symbiosis）。[1]
二零一六年，香港的傑出表演藝術家陳麗珠搬演了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1971-99）的遺作《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4.48 Psychosis）。據統計，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刻。原著描述人的失眠狀態，由抑鬱到瘋癲，間雜多段緊張的醫患對白。陳麗珠當時以獨舞形式表演了這齣疾病誌。肯恩說：「沒有一種藥，可以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佛家曰「生老病死」，疾病其實就是生命的換喻。接受換喻，就是視疾病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來，〈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焦慮其實也代表了魯迅一生的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