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文學的距離——訪問蔡元豐教授(中)

疾病使人閱讀、書寫,並具治療作用,對創傷後遺症尤其有效。這場疫症的後遺症會很大,而我們還未完全發現這些後遺症。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仍須書寫。

Photo by Elena Mozhvil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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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蔡元豐 教授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人禍與疾病相連

 

吳:《方方日記》記敘了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日常,亦是二零二零年華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疾病書寫作品。當中講了許多問題,例如新冠肺炎其實是人為因素所致,即人禍導致肺炎大爆發。作者批評了政府、官員、制度。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也批判了人禍造成災難,例如《車諾比的聲音》,認為人禍是核危機出現的原因。這兩篇中外作品都指向人禍,但會不會消解了疾病在文學裏的獨特意義?

 

蔡:時有湊巧,昨天(2020年11月25日)《武漢封城日記》的精裝英文版面世了;同日,英國廣播電台選出了世界一百位女性(BBC 100 Women 2020),方方與周庭都在名單之中。人禍與疾病是互相關連的,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西班牙流感,在美國爆發了第一波,然後傳到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蘇聯,但為甚麼叫「西班牙流感」呢?因為當時大多數政府隱瞞了疫情,只有西班牙、中國等幾個國家公佈了感染人數,而西班牙的數字很龐大,便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其他國家把感染死亡人數當成軍事機密而不公開,可見歷史上有許多政府都曾隱瞞疫情。另一個例子是1958-61年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當年的大饑荒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大陸作家都曾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