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之泉中洗滌靈魂 ——《隱山之人In situ》中的人與自然

《隱山之人In situ》在書寫破碎和救贖，我們在躁動的都市中尋求安定，人類自詡萬物之靈，久而久之，便忘卻了我們和動植物最根本的相似之處。我們其實是受傷的幼獸，也是無處落根的植株，唯有在大自然的包容下，我們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

文/許雅如

《隱山之人In situ》無法被輕易定義，它可以是一本香港生態圖鑑，是一份給人類的起訴狀，又或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而我認爲，它在寫香港人的生存困境。城市的喧鬧使我們的靈魂沾上塵埃，連肉身也變成累贅，一切慢慢分崩離析，面對破碎與殘缺，我們轉而向大自然尋求救贖。

作者以植物喻人，夏花是脆弱、短暫的草本植物，方宗柏是堅韌、長青的木本植物。但無論柔弱如夏花，或強壯如柏樹，都無法適應混凝土夾縫中的生活，要阻止消亡，他們必須向高處移動，尋找得以植根的地方。山路崎嶇，爬山如同行走在人生的重巒曡嶂上，中途或有霧，或有雨。夏花患有人格解離障礙，與丈夫分居；方宗柏被城市的急速節奏壓迫，家人不在身邊，師傅去世。他們都被迷霧和泥濘掩蓋，夏花無法看清自己的存在，方宗柏沒有能夠停駐休息的家，於是孤獨迷茫的二人遷移至山上，等待靈的指引。

故事以「我」的視角展開，以「你」指代方宗柏。作者並沒有直接説明「我」的身份，「我」有可能是長居山中的神祗，或者是偶然游蕩至此的鬼魂，隨著時間推移，「我」早已和大自然融為一體，成為這個山中的靈。第二人稱使讀者從大自然的角度俯視眾生，感受她對萬物的包容。夏花和方宗柏不屬於這個秘境，就像方宗柏所説，他們是「外來入侵種」，夏花不小心踩死尖舌浮蛙，方宗柏把烏桕大蠶蛾做成標本，他們的到來侵擾了本來靜謐的山林。面對二人的行爲，以及山下人類活動的傳聞，山的靈在旁邊看着、聽着，從祂的語氣中沒有感受到憤怒，只有平靜的敘述。這種包容不僅是不批評，而是對事物存在的承認和接納，捕獵與被捕，狂風與暴雨，連同二人都被一一收納在大自然的生命迴圈中。

《隱山之人In situ》的作者葉曉文，一直關心香港的自然生態，例如著有《尋花２－香港原生植物手札》，繪錄香港原生植物品種。

在山中，所有靈魂都是對等的，夏花和方宗柏都能夠接受大自然的饋贈。石屋後的小水潭除了供給二人的日常用水，還有洗淨靈魂的作用，它為夏花拭去滿身泥濘，讓她在每日清晨的浸洗中修補靈魂。山中的靈比方宗柏更早洞察到夏花的情緒，當夏花捲縮在岩石和大樹上，試圖將俗世的記憶和悲傷都沉降在大地之下，大自然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一切。在如此神聖和包容的大自然裏，夏花和方宗柏仿佛褪去了皮，僅以靈魂的形態存於山中，兩個純粹的靈魂產生碰撞，得以相遇和相愛。方宗柏不再孤獨，夏花的求救得到回應，二人互為對方的伴生植物，在山中生根發芽，成爲了生態系統的其中一環。

故事的結尾，迷霧再次襲來，夏花需要獨自面對困難與險境，而方宗柏被困於無法幫助夏花的無力感中。值得慶幸的是，夏花展現出了堅定的意志，就好像石龍子面對死亡時斷尾求生的魄力一樣。作者並沒有告訴讀者二人的結局，但我相信只要他們把自己交託給大自然，就能夠找到一線生機。

《隱山之人In situ》在書寫破碎和救贖，我們在躁動的都市中尋求安定，人類自詡萬物之靈，久而久之，便忘卻了我們和動植物最根本的相似之處。我們其實是受傷的幼獸，也是無處落根的植株，唯有在大自然的包容下，我們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

作者簡介：許雅如，文學新鮮人，就讀於香港專上學院，來年準備升入大學。雨天、動物、大自然，是我寫作的靈感來源。假如憂鬱無法排解，就去擁抱它，它可能會是文學路上一個不錯的旅伴。

摭拾舊書刊三問

平素也愛讀書，邊讀邊買，並沒有為收藏而購買的念頭，是因為數年前有朋友斷捨離時贈我藏書，憑空有了「基礎」，才燃起繼續收藏的興趣。朋友這些珍藏中有幾本素葉叢書，過往只是耳聞從未親睹，自己沿著這條線索尋覓，又幸得書緣結識了幾位前輩，這才慢慢建立起收藏的知識。

文/陳廣隆

這一兩年收藏香港文學及文化舊物「忽然」成為熱話，天價炒賣的趣聞不時見於報紙雜誌。說是「忽然」，是因為香港從來不乏藏書的風氣和雅士，散於各區的舊物舊書店也許不如神保町或塞納河畔的有名，也自成尋寶小天地。可是交投日盛，炒風熱熾，難免引來外界注目。自己是近兩三年才養成嗜好，有意識地收藏書刊，經驗極淺，但處身舊書炒賣時代，起點不同，也自有一點觀察。

一、怎樣的舊書刊最值得收藏？

只談炒風未免庸俗，但正因珍本有價，一般人財力有限，如何找尋值得收藏的書刊，或考驗眼光或避開炒風，就成為一門學問。當然，每個人興趣不同，愛讀甚麼愛藏甚麼端看緣份。少年時愛讀金庸小說，但也是後來開始研究，方知早年的舊版本本珍貴。民國時期的著名作家們的初版作品，更是文物特藏，常人難以企求。至於近年掀起的藏書風，年輕人佔了不少，都專注在香港歷史和文學，希望保存記憶，不願過往的一切溘然消失。年前曾在排隊參加賣舊書活動時，聽到人龍中的年輕人大談蕭國健的著作，同場似乎也有同好，就使我感受到這股氣氛。事實上，同類的歷史著作或文學家談香港的作品固然尋覓者眾，而舊日香港的地圖、旅遊手冊、攝影集等，更是價值不菲。至於像葉靈鳳或香樂思的風物志初版，又或《華僑日報》早期的《香港年鑑》等，尤為珍罕，或數千元也不可得。

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

平素也愛讀書，邊讀邊買，並沒有為收藏而購買的念頭，是因為數年前有朋友斷捨離時贈我藏書，憑空有了「基礎」，才燃起繼續收藏的興趣。朋友這些珍藏中有幾本素葉叢書，過往只是耳聞從未親睹，自己沿著這條線索尋覓，又幸得書緣結識了幾位前輩，這才慢慢建立起收藏的知識。「素葉」因此也可說是打開我收藏大門的鑰匙，75種素葉叢書，68期《素葉文學》雜誌，能盡數收藏者只怕寥寥，就是只求一兩本較早期出版的也是不易。西西的《我城》、也斯的《剪紙》、鍾玲玲的《我的燦爛》，如今都升價百倍，董橋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近年更是兩三度以數萬元成交。《我城》是香港文學的標誌性作品，後來也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內容、字數、設計盡皆殊異，但唯素葉最初，所以特別；《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所收文章不算是董橋的最佳創作，然而因為書名特別、印量不多，流傳也不廣，反而成為眾所爭奪的罕物。因此，收藏書刊的眼光與文學評論的功夫雖然密切相關，其實未必是同一回事。

動輒數千的珍本不是人人能負擔，「青文」的「文化視野叢書」系列則也許是很多香港文青初接觸藏書的入門，像也斯的《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崑南《地的門》、黃碧雲《我們如此很好》，一直都有盼尋者。說到黃碧雲，當然是香港重要的作家，她在「博益」出版的《揚眉女子》近一兩年不止一次近萬元成交的故事，頗為轟動，關鍵似乎已不單在於作家或作品本身的文學成就，買賣雙方的身份和作風也令人感到有趣，是許多人忽然留意收藏界的起因。

黃碧雲《揚眉女子》近一兩年不止一次近萬元成交，頗為轟動。

上述僅觸及書刊的主題或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其實對對文學史有一定認識的朋友來說，都不陌生，而這些年來頂尖藏書家如許定銘、鄭明仁和馬吉等人的書話都多有介紹，近如葉秋弦〈香港文學的冊頁流轉〉一文也有探討，有心的讀者不難跟進。不過，談到哪些書刊值得收藏，也看書籍品相、印刷版本、有沒有作者簽名，甚至創作背景等等，這需要手到眼到的經驗，就難以三言兩語概括了。

二、如何保存舊書刊？

藏書的年輕朋友見面，總苦笑說著兩回事︰財力不逮，空間有限。舊書刊越來越貴，兩三本心頭好，有時候可能已值一個月人工，根本無法支持。可是即使有能力購得心儀好書，香港寸金尺土，一本書的價值，總難抵得過一呎樓價，土地問題嚴重，家中若有堆積如山的書刊，沒有合適的書櫃安置，擠壓生活空間，隨時引爆家庭糾紛。若將藏書亂塞到床底，不便取出閱讀，那其實也沒甚麼意思。

很多書友都會在外租用迷你倉，又或兩三知己合租藏書閣，都是好方法，但書不近身，始終心癢難搔。不過藏書的難處又豈止在空間，香港潮濕惱人，又多處近海，要保存書品紙質甚是不易，長開冷氣或吸濕機太過奢侈，除濕防霉吸濕器等未必理想但也少不得。防蟲又是另一門功夫。舊書刊買回來時難免滿身塵灰或筆跡，要以適合的酒精和橡皮擦清理，甚至需要另行修補，這就要再學新知識了。

很多書友都會在外租用迷你倉，收藏圖書 。

有些朋友喜歡包書，非常用心，我則希望盡量保持原樣，只放進透明膠套收藏，但膠套再薄，仍會影響到藏書的空間。若是報紙、雜誌、海報等印刷品，摺疊起來既有印痕，也易磨損，但要平鋪存放，卻不是人人有此空間。至於如何分類、紀錄、點存、陳列，則各人有不同的系統，沒有定法，藏品稍有規模者皆要經歷過自行模索的階段。當然，如今網絡發達，書友交流頻繁，互相學習也非難事吧。

三、怎樣找尋舊書刊？

每個人的書緣都不同，怎樣開始，很看興趣是甚麼，友儕圈子是甚麼。如果想尋覓舊書刊，若心中已有目標，在這資訊流通的年代，應該不會踏遍鐵鞋無覓處。在香港，若想搜購珍本好書，「老總書房」、「今朝風日好」和「九龍舊書店」是近年最重要的寶地，幾乎本本都有故事，甚至店主本人就是故事；「新亞書店」和「神州舊書文玩有限公司」則是幾十年老字號，更具規模。若是荷包羞澀的入門者，則可嘗試到「精神書局」、「新天書業」、「溢記舊書」「學津書店」、「解憂舊書店」、「梅馨書舍」等書店尋寶，在書山中有時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見山書店」是聚集風雅之士的另一重鎮，珍本好書也有不少。「Booska 古本屋」也是個有趣的地方。至於專售英文書刊的，不在本篇範圍，要另文再談了。

「新亞書店」十多年前創辦舊書拍賣，可惜那時年少，從沒參加過，這兩三年疫症肆虐停辦，轉成在whatsapp群組拍賣，每日交投不絕。同類的電話群組拍賣，現在最有名是「三劍俠書齋」，每晚拍賣的書刊珍貴非常，不比上述任何一家書店遜色，甚至猶有過之，前文提到的多宗天價競投，就是在這群組發生的，群組有不少資深的藏書家，財力雄厚，競逐的過程緊張刺激，有時也教人瞠目結舌，不過在交投時間以外，大家交流知識和經驗，也有意思，其中好幾位書友都曾出版過有關閱讀或收藏的專書，即使購不到書，也可有得著，只是這群組需經人介紹才能加入，就不像上述書店般按圖索驥可至了。

曾被高費拍賣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卻在二手交易平台被人以$200元放售。

至於「我的書房」、「偏見書房」和「書式生活」，是近年舊書買賣行業的爭議風眼，其做生意的模式和態度，未必人人認同，但各自都有不少捧場客，而且不時也現珍本，大家不妨親身了解，才決定自己的選擇。前兩者都有開設電話群組拍賣。說到尋寶，有時在上環樂古道摩羅街，又或好旺角購物中心等處未必知名的舊物店，發掘出好物的滿足感其實更大，但這需要耐性和經驗了。其實，每位藏書家都有自己的秘密好店，不輕易透露，一如找到隱世美食，不希望變成大眾排隊打卡的心態，可是能否找到，就很講運氣了。或曰網絡世代，一切已不再是秘密，想偶然在地攤覓得好物的機會已渺，但，因為要寫這篇文章，在網上搜索《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的資訊，才驚訝地發現，原來於著名的交易平台「旋轉拍賣」（Carousell）上，在五個月前，竟有賣家以$200元售出了這冊奇書!

作者簡介：陳廣隆，影評人，嘴饞鬼，著有《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

〈要行路，繼續行路〉 ──我的閱讀與創作

當Dylan的歌和廖氏(廖偉棠)的詩進入我的生命，同一時間我找著任何機會看有興趣看的電影，估計有來自過往日本動畫養成對構圖、鏡頭、說故事的感覺。直至我以仿黃氏風格作練習，來處理自己生命的素材，愈來愈發覺距離的變易，如同其詩作〈習慣〉所提及「如今我依然保持／不看書的習慣，但目光／漸漸越過高樓群，／投向遠山和白雲。」，以前看過的電影印象、光影變化從記憶深淵像地下水源找著上湧的裂縫，浸透了我的文字，形塑著新的節奏和詩意。

文/周漢輝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或許是我想多了，卻也未必沒有暗合之處，Bob Dylan的歌詞中，要走的路及喚作男人似可化為閱讀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當然書畫大師董其昌早有名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Dylan的歌詞更觸及成長──這才是我所看重的，從閱讀過渡至創作的歷程。

是的，要行路。

Bob Dylan早年以搖滾聞名，後來在201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開始聽Dylan的歌時，也正好開始讀廖偉棠的詩。帶著恣在年少的輕狂(註)，及對世界不義的憤懣，聽歌讀詩，想像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寫出像廖氏般與搖滾樂、民歌、反叛、激越相通的文字。關於類似的經驗，我有更早的一項參照──童年痴迷看日本機械人動畫，每週播映的一集完結後，那些機械人之間的戰鬥畫面不肯罷休，仍在我的腦袋裡搬演，由我控制它們打架的招式、武器和成敗。當時我習慣在家中一邊來回跑動，一邊進行後來名為創作的大腦運動，長輩見了還以為我喜好跑步。

廖氏寫過：「是的，我曾經美麗而且唱著異鄉人的歌， 那又怎麼樣呢？」是的，一如愛情，你所喜歡的人和適合你的人，不一定會是同一人。相信不少人也像我，從廖氏才華橫溢的詩句中學習創作，然而礙於種種原因，能力、性格、經歷、際遇之相異，怎樣也學不來。那大概是一重辛酸的結束，另一重幸福的開端，作為一個沒有負擔的讀者。

是的，繼續行路。

在已打算放棄創作的時候，讀到黃燦然鑽探日常生活的詩，多少靠著運氣和緣份。彷彿那已不囿於閱讀，而涉及人生在世的諸事了。故事未免似曾相識，閱讀的入口，如何接駁創作的出口？記得在好些文章中談過，黃氏詩作的平易語言和敘事技巧影響我的創作方向，追隨與仿傚的階段像面對廖氏的作品。今次我想點出別的，是時空，或者說由閱讀到創作的時差──當Dylan的歌和廖氏的詩進入我的生命，同一時間我找著任何機會看有興趣看的電影，估計有來自過往日本動畫養成對構圖、鏡頭、說故事的感覺。直至我以仿黃氏風格作練習，來處理自己生命的素材，愈來愈發覺距離的變易，如同其詩作〈習慣〉所提及「如今我依然保持／不看書的習慣，但目光／漸漸越過高樓群，／投向遠山和白雲。」，以前看過的電影印象、光影變化從記憶深淵像地下水源找著上湧的裂縫，浸透了我的文字，形塑著新的節奏和詩意。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932-1986)、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 1935-2012)、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Frederick Malick, 1943- )，感謝你們從時光的某處潛行並現身。對創作人而言，沒有一次閱讀是無意義的。

黃燦然是當代著名的香港詩人，近年搬到深圳居住。

這樣又有沒有倒過來的，因著創作的意圖而去閱讀呢？於我，是散文。雖然不會說是陌生的文類，不過一定不止於「我手寫我心」那麼簡單吧？而且讀別人的佳作總是愉悅的事。在多年前的一個暑假，炎熱天氣甚至熔化工作地點外牆的宣傳橫額，我則在辦公室內融化於一篇篇台灣的散文中。彼時想讀較為年輕的作家，旋即尋到言叔夏的〈白馬走過天亮〉，輪迴似地像廖偉棠那種語言銳利非常、鋒芒畢露的作品，讀後甚喜但在總算有點閱歷的年紀看來，自覺難以成為學習對象；陸續拜讀過的還有黃信恩、黃文鉅、徐嘉澤等，生活過下去，居室陋窄和前路茫茫像窗戶限制了視野，但閱讀和創作始終是最大的窗口。最為記得田威寧的〈背包〉與吳億偉的〈努力工作〉，前作寫父親另組家室後，少女所受的虧待乃至執拾背包從此出走，後作寫另一個父親，開宣傳車在台灣山村運送、販售雜貨，支持一家幾口生計的點滴，「不要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他如此勸勉書寫此文的兒子。其後我寫了一篇散文，出乎意料獲得台灣的文學獎，文中無關我的父親，只敘寫我和情人的惡劣住處裡裡外外。可是我相信〈背包〉和〈努力工作〉聚焦現實的困乏與壓迫，古老卻也在現代無日無之的故事，於我的散文裡有迴盪著共振同鳴。

田威寧的〈背包〉收入2014年出版的散文集《寧視》，內容圍繞她成長經歷與家族回憶。

放下散文有一段時日，近日重讀黃燦然多年前寫下的詩〈重疊〉，為自己的創作進境遲緩感到舒心：「不要問我／我在哪裡，是不是／還在我常在的茶餐廳門口，因為我與宇宙完全重疊。」尚要讀多少、寫多少才可追近呢？Bob Dylan想必會這樣說：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註：「恣在年少」取自日本導演北野武於1996年的電影《Kids Return》之台灣譯名，意指「年少輕狂」。該片也是對本人創作的重要啟蒙之一，故有此借用。

作者簡介：周漢輝，信耶穌，寫詩與散文，教授寫作班，主講文學講座。2018年應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著有詩集《光隱於塵》獲2020文藝復興純文學獎。

從香港早期雜誌《紅豆》與《先生》 看三十年代「公子哥兒」文學

看接近一世紀前的「公子」文字仍趣味盎然、耐人尋味。梁氏家族的兩兄弟以家庭背景優勢，創造出香港早期文學的發展空間及方向，縱使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環境不佳，香港年輕作家鮮有發表文章的途徑，他們依然為文學及文化作出最大貢獻，是一代「文青」榜樣。

文/黃溢桐

香港教育大學 「第二十次香港文學文化沙龍」於5月28日舉行，主題是「香港早期文學裏的公子哥兒——近距離閱讀《紅豆》與《先生》」，由黃念欣教授和梁明暉博士主講。「公子哥兒」一詞相信現在都鮮有使用，它給人一種有錢風趣的文化人印象，黃念欣教授指出，從前的香港年輕作家如侶倫、陳進等都不算富足，有些作者甚至在窮苦、朝不保夕的家庭中長大。在這個環境下如何衍生「公子哥兒」文學？一眾公子又如何成為香港早期文學的推手？

現在我們處於資訊爆炸年代，發佈文章園地甚多，不論實體還是虛擬方式，只要文章寫得好，必然會有發表的機會。然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單社會環境不佳、通訊困難，古文依然有許多人使用。在這個社會環境下，一眾香港年輕「公子」受新文化運動及西方思想影響，決意推動白話文學，引進新文化思想，包括眾多西方概念、文化藝術以及文學等，而當中就不得不提梁氏家族兩兄弟——梁之盤及梁晃先生。兩位先生利用當時優越的家庭背景，推動新文化及思想，創立兩本香港早期文化與文學重要的交流發表之園地，分別是《紅豆》與《先生》。

梁之盤的手稿。

《紅豆》由梁國英藥局支持出版，於二十至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界頗有影響力，經營三年，一共出刊二十四期。《紅豆》指相思豆，這一種堅硬有毒的果實，編者是藥局少東梁之盤先生。梁之盤（1915-1942）深受當時世界文學影響而創辦《紅豆》，因此以當時雜誌而言文學視野甚廣。雜誌視野廣闊，具「公子哥兒」風格，例如於創刊號就有發表「英國文壇十傑」專欄介紹英國文學。在不同期號也有刊登過酒類、藥品及煙草等廣告，卻以文縐的文字敘述，風格文雅而有趣。

（圖一）

梁之盤的孫女梁明暉博士也有參與是次文學沙龍，當年梁之盤先生因抗日戰爭逃難至澳門，不幸患病，以27歲英年早逝，她的父親當年只有4歲，對生父的印象微乎其微，更遑論她。但現在她翻看當年爺爺編撰的刊物，卻從中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她說：「雖然我沒有太多的文學知識，但是雜誌內的某些內容和文字幾特別，例如其中一篇藥品廣告（圖一），都幾有富家幽默感。」。

（圖二）《先生》刊登的女體欣賞文章，文字間流露出早期「公子哥兒」式的幽默。

《先生》則由梁之盤弟弟梁晃為編輯，據陳國球教授表示《先生》傾向一本男士綜合雜誌，這本雜誌文學味較輕，但其他文章為當時各位公子而設，內容讓我們更容易了解當時公子生活，拉近我們接觸公子的距離。《先生》刊登不同男士資訊、逗趣的故事、甚至女體欣賞（圖二）等，卻透過正式而端莊的文字表達，文字間流露出早期「公子哥兒」式的幽默。

《先生》發刊詞。

看接近一世紀前的「公子」文字仍趣味盎然、耐人尋味。梁氏家族的兩兄弟以家庭背景優勢，創造出香港早期文學的發展空間及方向，縱使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環境不佳，香港年輕作家鮮有發表文章的途徑，他們依然為文學及文化作出最大貢獻，是一代「文青」榜樣。以往資訊傳遞困難，發表文章自然變得困難，而兩位梁先生也許受到國內外文化影響，視野開闊，加上家庭背景許可，便成為早期文化傳遞之先驅。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因興趣而接觸早期香港文學，具文學味又「接地氣」的《紅豆》與貼近公子生活《先生》，絕對是不可錯過的一節。

公子有請！

(文章內相片均來自講座，特此說明。)

作者簡介：黃溢桐，男，00後，閑時都在閱讀與寫作，最喜歡新詩與散文現在香港修讀中文相關科目。

古典樂的沉思：讀陳浩基《第歐根尼變奏曲》

小說集中收錄了〈今年的跨年夜，特別冷〉，此篇小說完成於2011年12月，首次發表於臉書。全文僅有1087字，讀後卻不寒而慄，不禁心生疑問，愛與死亡的關係如何？是因愛而生抑或是因愛而死？愛是否就是佔有美的存在？

文/劉子萱

陳浩基的《第歐根尼變奏曲》目前有兩個版本。第一個是由香港獨立出版社格子盒作室出版，以下簡稱香港版；第二個是由台灣皇冠出版，以下簡稱台灣版；兩個版本皆於2019年1月面世。香港版的封面以黑色為主調，而台灣版則是以白色為主調。兩個版本均收錄陳氏出道十年(註1)以來寫創作的十七個中短篇小說。香港版的封面以「推理、懸疑、科幻、奇幻、恐怖」作為小說的關鍵詞，台灣版亦以「懸疑、推理、恐怖、奇幻、科幻」為關鍵詞，黑白二色正適合概括如上的關鍵詞。兩個版本在封面處理上均隱藏了這部小說的另一個關鍵詞：音樂。香港版以五線譜的圖像呈現，而台灣版則是以「變奏」與「旋律」的文字呈現。

台灣版《第歐根尼變奏曲》由台灣皇冠出版。

陳氏在本書〈後記〉寫到：「本書起名《第歐根尼變奏曲》，是由於我不想將多部短篇隨便塞進書裡馬虎了事，決定以組曲的形式來包裝呈現，還要煞有介事地為每篇加上古典樂風格的次序題名，而部分故事彼此雖無關聯卻的確是以相近的主題作不同的『變奏』」。毋庸置疑，音樂是整部小說中頗為重要的元素。陳氏更在〈後記〉中加入了書中所附音樂的電子連結，以便讀者在閱讀作為背景音樂一同欣賞，實現跨文本的「閱讀」體驗。去年（2021年）香港管弦樂團就有以村上春樹作品中的古典樂為曲目的音樂會，村上會在小說文本中直接提及一些曲目的名稱，但陳氏的小說則是以音樂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的氛圍來串聯各個文本，這是小說文本與古典樂的聯繫的突破。

以下選取了其中一個文本來闡釋黑白之間看似二元對立的複雜情感。小說集中收錄了〈今年的跨年夜，特別冷〉，此篇小說完成於2011年12月，首次發表於臉書。全文僅有1087字，讀後卻不寒而慄，不禁心生疑問，愛與死亡的關係如何？是因愛而生抑或是因愛而死？愛是否就是佔有美的存在？為配合此篇小說，陳氏選擇了拉合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變奏第十八號樂曲。小說敘述一男子在跨年夜與女友在公園相約，並將其殺害，挖下其眼球。小說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以男子的第一人稱敘事，後半部分則是報紙刊載與記者間的對話。男子認為女友的雙眸是「水靈靈的」，且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男人」，「幸福」一詞在小說前半部分的開首、中段、結尾均有出現。吊詭的是，讀過前半部分後並不能發現這是一樁兇殺案件，直到結合報章刊載的內容才驚覺，重讀前半部分的敘述，方從描寫中尋找到草蛇灰線。而所配的樂曲是平靜而舒緩的，此篇亦是Andante Cantabile（如歌的行板）。跨年夜倒數的激動與兇殺案件的發生，極具張力，而又「特別冷」。如上也許就是黑白之間無法承載的複雜的感情。

拉合曼尼諾夫（Rachmaninoff,1873-1943）是近代俄國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

借陳氏於〈後記〉的話來總結，「對一個作家而言，比起飛黃騰達、天降橫財，能躲在大木桶中寫自己喜歡的故事更教人稱心快意」。由是，《第歐根尼變奏曲》便是容許他沉思的寧靜樂土。

(註1)陳浩基於2008年以童話推理作品〈傑克魔豆殺人事件〉入圍第六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決選。2009年正式出版科幻小說，名為《闇黑密使》（與高普合著）。

作者簡介：中文系二年級生。拙作散見於《聲韻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城市文藝》、《工人文藝》、《小說與詩》、「虛詞」、「好燙詩刊podcast」等。最近愛看海。

淺析〈魚之雕塑〉中敍事語言的混用對主題表達的效果

人們往往將〈魚之雕塑〉這篇小說與1950年代開始的難民潮掛勾，認為這是西西是在寫那個時代的偷渡客處境、反映現實問題等便不再深究。然而，筆者認為〈魚之雕塑〉不僅僅反映現實問題，更是透過敍事手法，將「藝術需否接受者了解創作背景」這一主題呈現出來。

文/魏諾晴

〈魚之雕塑〉是西西於1981年寫的短篇小說，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西西的作品常常以疏離的角度描寫社會，例如《我城》寫70年代的香港人，但〈魚之雕塑〉卻將有所改變，探討的是「藝術接受」這種更普遍的現象。「藝術接受」這一命題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往往是作家更直觀地面對的課題，作品評價很大程度受限於讀者的水平。但筆者發現人們往往將〈魚之雕塑〉這篇小說與1950年代開始的難民潮掛勾，認為這是西西是在寫那個時代的偷渡客處境、反映現實問題等便不再深究。然而，筆者認為〈魚之雕塑〉不僅僅反映現實問題，更是透過敍事手法，將「藝術需否接受者了解創作背景」這一主題呈現出來。

〈魚之雕塑〉是西西於1981年寫的短篇小說，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西西在〈魚之雕塑〉中主要用了兩種敍事語言來寫這篇小說，分別是「我」與「他」對話時的日常化語言以及在描寫魚的雕塑時的文學語言，(註1)而西西正正運用了這兩種語言來將歐洲美術館的畫作、雕塑與「我」沿着海岸散步時所看到的「雕塑」作對比，突顯出觀賞者對藝術品的感受與其是否充份了解作品的創作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西西以簡單而零碎的對話來描寫歐洲的名畫、雕塑，例如「原來有普通長餐桌那麼闊大，而且，顏色要比一般畫冊上的清麗明亮」(註2)，寫秀拉的《海浴》時，是寫畫的尺寸、畫作所用的手法，寫《春天》和《維納斯的誕生》時是寫畫面上的金色與畫冊上的印刷品的差異、寫畫面上的溫度計顯示畫作是在甚麼時侯畫的。這些都是細碎的、顯淺的，不是以畫的整體來細緻的描寫，而是粗淺的帶過。整段是以對話體、用日常化的語言呈現，為後文「我」和「他」在海邊看到魚之雕塑時的反應作鋪墊。

在看到魚之雕塑時，描寫卻是這樣的「我們走得更接近，才看見兩隻展敞在軀體左右僵硬無力的手，裸露在袖管的末端。雙手都剩下半個手掌，因為所有的指節，如今都變成光滑的灰白骨頭」(註3)。敍事語言由人物的日常語言切換到隱晦的文學語言，把本應醜陋雜亂的屍骨寫得極有刻意創作的美感，使那些聞名天下的名畫、雕塑在文本上的重要性上比這具由無名的藝術家（魚）所造的雕塑（屍體）較低，將後者寫得更優越，兩者之間產生鮮明對比，塑造出巴赫金在《狂歡化詩學》中提及的嘲弄權威作用。(註4)放在歐洲著名美術館的名畫、著名的雕塑理應是高高在上的，但在西西的筆下卻描寫得不如魚吃剩的屍體詳細、重要，這樣的描寫將這些名畫、雕塑與岸邊的屍體的地位顛倒了，甚至不寫常人該有的震驚，反而顛倒成為觀賞藝術品時的「冷靜」，從而產生陌生化的作用，對凸顯小說主題有所幫助。

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1895年11月17日－1975年3月7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зевского)談論狂歡化的問題。

沒有共鳴的背景而使人難以感動是小說的主題。歐洲的名畫反映的是數十、數百年前的生活，但魚之雕塑不一樣，「我」和「他」都生於那個時代背景，正切身處地經歷難民潮，能夠想像那一具浮屍抱着何種心態在海上奮力游來香港，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魚、被自然吞噬。因此才使「我」和「他」都格外震驚。兩者的差異正是如此：因為作為接收者的人並不了解那些名畫、名雕塑的創作背景，失去這些背景支撐使得他們只能零零碎碎地說出膚淺的感想，而當他們看到一件似是與他們休戚相關、貼近生活的藝術品，由於作品與他們的世界那麼的接近，便會產生深刻的評價。這就是造成評價差異的原因，而非藝術品本身的能力所影響。而這篇小說也是一樣，如果不了解寫作背景便無從得知「我」和「他」為什麼會如此的震驚、感動。

近日，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終身成就獎。

筆者認為西西正是想透過差異較大的日常化語言與文學語言的混用來將兩者的地位顛倒、陌生化，從而表達出藝術的接收者對作品背景的理解使得他們對一件作品的評價有所差異，表達了解創作背景、作者所發映的真實生活對接受作品之重要性。

註1：劉來春：〈論文學語言的陌生化〉，《雲夢學刊》（2004年3月），頁107。

註2：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7。

註3：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0。

註4：夏忠憲：《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96-97。

作者簡介：魏諾晴，香港專上學院文科副學士。自中學時便偶爾寫作，喜歡卡謬、費茲傑羅等作家。除了文學以外對其他藝術如電影、表現藝術等都頗有興趣。

將過去成為此刻——嶺大駐校作家潘國靈講座後記

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文/崔婉珊

自上世紀90年代起，嶺南大學中文系開始「駐校作家計劃」，今年的駐校作家是香港著名小說家潘國靈。近日他主講題為「小說與生活：關於時間的課題」的公開講座，提到了很多關於小說與時間的課題，過後我也一直心有戚戚焉，特別是他提到小說家如何將過去成為此刻。究竟為何小說家會執着於，截取人生過去的某個時段作書寫，而非展望未來？難道未發生的不是更能帶來創作的源泉嗎？在經歷時間的推移、及新知識的洗禮後，我們是否就能以新的思維，看待舊的人事？以往合上的盒子，我們可能在時間的洪流中取得合適的鑰匙嗎？這樣的話，過去是否就能成為此刻？

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潘國靈在講座中分析「時間」和文學創作的關係。

潘國靈反覆提醒不要將事件想得過分簡單，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塵埃落定，反而大多都是事過境遷後的回望。時間在滑動，舊的事物可能因此有了新的解釋；同時，新的人、事亦不斷進入我們的生活，給予我們新的知識，去理解過往不能理解的事情。

小說家也是一樣，他們在寫作時熱衷於「必要的時差」。當事件發生時，他們或許沒有充足的內在、及外在因素去即時書寫。就內在條件而言，他們可能沒有相當的經歷和知識去沉澱出反思，因而於當下認識當下是件不易的事；而外在條件也就是實質的條件，例如充足的時間、健康的身體、甚至書寫的工具，要知道在浩劫當中，什麼創作，什麼書寫，都遠遠不及生命重要。因此，相比起邊走邊寫，作家更習慣過後回望，在現在建立與過去的關係，將過去變成此刻。

即使在一些創傷的時刻，作家也能夠透過時間，將其變成創作的靈感。潘國靈提出創傷的原因，在於它把生命的河流截斷了，繼而導致一些人和事的消失，而作者卻企圖用文字去召喚復歸，正如顏純鈎在《血雨華年》中，透過書寫的方式回顧文革，找回當時盪失的良知，他表示寫作對他而言，正是去除文革流毒的良藥。在這時候，延宕的時間便成了作者的救命稻草，他們甘願住在失落的時間裏，用時間換取寫作的機會，或許你會說他們偏執，但不得否認這的確創造了更多可能。

顏純鈎的《血雨華年》。

的確，經常回到過去會有迷失在期中的風險，迷失在過去的定義在於深陷其中，卻無法沉澱任何新的見解。但是，我們不得抹煞作家喜歡沉浸在其中的可能，就如被稱為「未曾離開集中營」的猶太作家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1929年－2016年)(註1) ，為何他離開集中營多年仍要回望當時的生活？有沒有機會這就是他最好的生活方式？緊握着過去，又會否為他創造了獨特的寫作風格？

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的《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

我認為既然人是需要依靠不斷學習而成長，那麼將來的我，能夠想通我現在想不通的事情，也是相當合理的，適時的回望過去某段人生，打開當時關上的盒子，並無不好，就如張愛玲的〈封鎖〉中，呂宗楨和吳翠遠因一次電車上意外的封鎖，給予了他們反思人生種種的機會，最後得出了自己過得並不快樂的結論。雖然有的時候，根本沉澱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但仍然可以將沒有結果當成一個結果，可知道要是能像蘇軾在《定風波》中，回首過去後仍能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也未嘗不是一種本領。只要謹記把打開、及關上盒子的鑰匙掌握在自己手裏，在你認為值得的時候回望過去，並無何不可。

註1:卡爾特斯因出身於猶太家庭，1944年被納粹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他於1975年，推出首部以他在集中營的生活為背景的小說《非關命運》，並於2002年因該部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作者簡介：在中學時修讀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畢業後於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三年級學生，雖然看似與文學脫離了關係，但我始終堅信書本是喧囂城市中一味解藥。

幸遇良師益友古兆申

2014年，卡叔邀請我到藝術中心看他和卡嬸幕後推動的香港電台製作香港作家系列紀錄片《四人行》，這片介紹小思，陸離石琪夫婦和古仔這一代的文化人活動和生活。看到片中卡叔笑問古仔，教學生拍(崑)曲，為甚麼不收學費，古仔微笑答，中國傳統崑曲家不單不收學生學費，還「煮飯」給他們吃，我眼眶不禁一紅。吃了古仔的飯，受教了，無以爲報，只能學你為學生「煮飯」吧。

文/廖志強

現在回想，認識古兆申三十多年，竟然從沒有叫過他一聲老師，即使他在工作、學習、生活上一直是我的mentor，是引導我認識文化藝術的良師，我還是不顧輩份，跟他的朋友直呼他古仔。大概是古仔對人親切友善，包容後輩，也不以我無禮爲忤，由我是初參與文化活動的新丁，到後來我找到自己文藝追求的路，都待我如友。他帶我到陸羽享用傳統名食，也陪我到蓮香品味尋常點心，在生活上教誨引導支持不斷。我的人生，幸運遇上古仔，怎能不感恩。

廖志強與古兆申合照。

1990年，我淡出影視製作工作，到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任職，籌辦文藝活動。古仔是我的上司，他知道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經常跟我談文說藝，當然其實是教導我有關的知識，令我大開眼界。三年後，中心籌辦香港上海文化雙城展覽，古仔找到小思女士(盧瑋鑾)、卡叔(羅卡)和後來成爲我另一位恩師的昊Sir(吳昊)為展覽撰稿，但想不到古仔指派我也撰寫一個部份，更想不到幾位前輩也不嫌棄我這個文化小輩，我硬著頭皮叨陪末席，終於走上之後自己喜歡的文藝工作的路。之後舉辦的如香港電影之父黎文偉紀念活動，在卡叔指導下完成，還有詩化導演費穆電影觀賞團，在黃愛玲的推動，引起文化界的關注，都是古仔在背後給我很大的支持。有幸成爲古仔對眾多後輩提攜的其中一員，感恩。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在古兆申的指導下，雖然資源緊拙，但推動活動不遺餘力。

1997年，我離開中心，一方面跟昊Sir進修，一方面在香港文學節，香港電影資料館浸淫，每遇到困難疑問，都找古仔請教幫忙，因為我深知他是我最堅強的背靠。

1995年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會和職員名單。

2000年，我到中大專業進修學院教課，古仔賦閒在家進修學業，便邀請他擔任學院的學科顧問，他推辭兩次，在我不斷苦纏下終於答應，但兩年合約完成後，他說甚麼也不肯再續任，我知道任職的微薄報酬他不計較，是他對學院繁文縟節的約束煩厭，中國文化人的清流傳統，在他身上真實體現。之後我帶學生去探望他，他熱情招待，天南地北侃侃而談，見到他對後輩的後輩也關懷愛護，對我影響很大。直到古仔患病，我不想打擾他休息，不再帶學生上他在山翠苑簡潔優雅的家，自己也少了探訪，現在回想，真有些後悔。

香港上海文化雙城展覽2004。

2014年，卡叔邀請我到藝術中心看他和卡嬸幕後推動的香港電台製作香港作家系列紀錄片《四人行》，這片介紹小思，陸離石琪夫婦和古仔這一代的文化人活動和生活。看到片中卡叔笑問古仔，教學生拍(崑)曲，為甚麼不收學費，古仔微笑答，中國傳統崑曲家不單不收學生學費，還「煮飯」給他們吃，我眼眶不禁一紅。吃了古仔的飯，受教了，無以爲報，只能學你為學生「煮飯」吧。

2022年，古兆申先到彼岸了，來不及的感謝說話，他朝再聚時一定要好好的說。最後還是要在這裡說一句，良師益友古老師，謝謝您。

作者簡：廖志強導演 ， 1986年入行從事製作，曾任電視和電影編劇及副導演、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2000年開始在中文大學任講師，並在HKMA、香港嶺南大學、英皇娛樂學院兼課。現為影視製作人、兼職講師、演藝評論家協會董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報刊特約撰稿。作品包括：劇本《壯志雄心》、《皇家飛鳳》、《風雨同路》、《拳擊之霸》、《幽靈情人》、《我的浪漫老千時代》等；著作《一個時代的光輝──中聯電影作品評論及資料集》、《光影中的香港》、《同窗光影­──香港電影論文集》、《舞影集》等；編有《香港文學教材光碟》、《影視剪接技巧——從理論到實踐》等；2005年開始製作獨立短片，《自得其‧落》獲工人文學節亞軍、《屋不是家》獲香港文學節文影共舞優異獎、《借位》獲上海慈善短片賽嘉許、《人生苦旅》獲鮮浪潮入圍等獎項；近年導演監製的電影有《情事日記之窺心者》、《爆裂女警》、《愛上女蒲團》、《幽靈情人》、《我的浪漫老千時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