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文/崔婉珊

自上世紀90年代起，嶺南大學中文系開始「駐校作家計劃」，今年的駐校作家是香港著名小說家潘國靈。近日他主講題為「小說與生活：關於時間的課題」的公開講座，提到了很多關於小說與時間的課題，過後我也一直心有戚戚焉，特別是他提到小說家如何將過去成為此刻。究竟為何小說家會執着於，截取人生過去的某個時段作書寫，而非展望未來？難道未發生的不是更能帶來創作的源泉嗎？在經歷時間的推移、及新知識的洗禮後，我們是否就能以新的思維，看待舊的人事？以往合上的盒子，我們可能在時間的洪流中取得合適的鑰匙嗎？這樣的話，過去是否就能成為此刻？

小說家對於時間有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書中的時間與現實時間是相通的，因為說到底作家都都是在真實生活的人，他們也會直接復述生活中時間的流逝，正如西西在《我城》中，讓那個處於70年代的自己，一字一句的帶領讀者遊走於當時經濟剛起飛的香港；但有時候，小說時間與現實時間是背向的，因為小說家大多有著雕刻時光的渴望，他們希望透過扭曲、或倒退時間，去創造出更多可能。

潘國靈反覆提醒不要將事件想得過分簡單，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塵埃落定，反而大多都是事過境遷後的回望。時間在滑動，舊的事物可能因此有了新的解釋；同時，新的人、事亦不斷進入我們的生活，給予我們新的知識，去理解過往不能理解的事情。

小說家也是一樣，他們在寫作時熱衷於「必要的時差」。當事件發生時，他們或許沒有充足的內在、及外在因素去即時書寫。就內在條件而言，他們可能沒有相當的經歷和知識去沉澱出反思，因而於當下認識當下是件不易的事；而外在條件也就是實質的條件，例如充足的時間、健康的身體、甚至書寫的工具，要知道在浩劫當中，什麼創作，什麼書寫，都遠遠不及生命重要。因此，相比起邊走邊寫，作家更習慣過後回望，在現在建立與過去的關係，將過去變成此刻。

即使在一些創傷的時刻，作家也能夠透過時間，將其變成創作的靈感。潘國靈提出創傷的原因，在於它把生命的河流截斷了，繼而導致一些人和事的消失，而作者卻企圖用文字去召喚復歸，正如顏純鈎在《血雨華年》中，透過書寫的方式回顧文革，找回當時盪失的良知，他表示寫作對他而言，正是去除文革流毒的良藥。在這時候，延宕的時間便成了作者的救命稻草，他們甘願住在失落的時間裏，用時間換取寫作的機會，或許你會說他們偏執，但不得否認這的確創造了更多可能。

的確，經常回到過去會有迷失在期中的風險，迷失在過去的定義在於深陷其中，卻無法沉澱任何新的見解。但是，我們不得抹煞作家喜歡沉浸在其中的可能，就如被稱為「未曾離開集中營」的猶太作家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1929年－2016年)(註1) ，為何他離開集中營多年仍要回望當時的生活？有沒有機會這就是他最好的生活方式？緊握着過去，又會否為他創造了獨特的寫作風格？

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的《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

我認為既然人是需要依靠不斷學習而成長，那麼將來的我，能夠想通我現在想不通的事情，也是相當合理的，適時的回望過去某段人生，打開當時關上的盒子，並無不好，就如張愛玲的〈封鎖〉中，呂宗楨和吳翠遠因一次電車上意外的封鎖，給予了他們反思人生種種的機會，最後得出了自己過得並不快樂的結論。雖然有的時候，根本沉澱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但仍然可以將沒有結果當成一個結果，可知道要是能像蘇軾在《定風波》中，回首過去後仍能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也未嘗不是一種本領。只要謹記把打開、及關上盒子的鑰匙掌握在自己手裏，在你認為值得的時候回望過去，並無何不可。

註1:卡爾特斯因出身於猶太家庭，1944年被納粹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他於1975年，推出首部以他在集中營的生活為背景的小說《非關命運》，並於2002年因該部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作者簡介：在中學時修讀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畢業後於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中文專業傳意高級文憑」，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三年級學生，雖然看似與文學脫離了關係，但我始終堅信書本是喧囂城市中一味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