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始終勇敢直面暴政宰制的詩人，也許亦可以同樣被稱作「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他發聲的方式，便是詩。

文/勞緯洛

「詩人要不要介入社會，或擴大來說，文學創作者需要參與公共事務嗎？」「詩言志，發憤而抒情。」這是引錄自鴻鴻《暴民之歌》中兩篇序的首句，分別來自陳芳明和廖偉棠之筆，我想可以作為關於鴻鴻這部詩集最核心的提問與答案。(編輯按：陳芳明序〈公民與詩〉，可參https://new-read.readmoo.com/mooreader/210074733000101/preview；廖偉棠序〈不是詩，是什麼？〉，見http://darkeyescult.blogspot.com/2015/06/blog-post_38.html)

《暴民之歌》初版於2015年初夏，我想可視為詩人鴻鴻對台灣318學運和香港雨傘革命，以及台灣本土大小抗爭保衛運動的回應──與其說是回應，不如說是一種回聲，在現實裡詩人切身經歷過這些事情後所發之聲。心之所至，發以為詩，可舒其憤。詩人心中所念所恨所怨所憤之事，統統記錄在他的詩中：「有些東西是移不走的／比如嵌在肩胛的警棍／／有些夢是不會醒的／比如抬頭就得面對盾牌的叢林」（＜洗街雨＞），這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至少以一種既視感的形式。

鴻鴻的詩不是配着箏弦淺斟低唱的曲調，而是作為介入並干擾世界的工具，是詩人拿著揚聲筒粗獷地喊出來的聲音。這樣的詩不是寫給自己賞心悅目的，而是有對象的，裏面有些急切的信息需要呼告。我覺得此中觀點可與薩依德《知識份子論》所提出「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相應。詩人不僅對傳統存疑，更對當下的權威、壓迫保持批判、反抗的意識，敢於為大眾、為真相發聲。如此始終勇敢直面暴政宰制的詩人，也許亦可以同樣被稱作「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他發聲的方式，便是詩。他的憤怒是直白的：「原該站在第一線捍衛土地與人民的政府／變成第一手賤賣明天的人」；但是他依然相信，站出來的人的吶喊之聲，可以傳入昏睡者的耳中：「沈睡的台灣會醒／共同迎接一個／沒有污染的黎明」（＜鳥飛不絕·人蹤不滅＞）。

在《暴民之歌》後記，鴻鴻回憶318當天，他問出的第一句話是：「我能做什麼？」而實際上他所問的是：作為一個詩人，「親見隱形的國家暴力，具體現形」，他有甚麼更多的可以做？他說：「一個詩人，能做的還是寫詩。」詩人詡為局外人（amateur），並不是說他可以「攞正牌」對現實束手旁觀，寫詩自作附庸風雅，相反，是他有着必須清醒地自居邊緣的承擔，遊目四方以收集所有夢與現實的碎屑，痛心質問：

誰去治療西藏孩童的失語？

誰去治療加薩孕婦的失眠？

露宿的抗爭者會受風寒嗎？

獄中的政治犯會被自殺嗎？

──節錄自＜有病＞

除了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他更需要的正是為蒼生發言為詩，抒心之憤。鴻鴻敢於直面「打着統一的旗號」的權勢，冷冷地宣告：「對不起，因為一點也不想跟你們站在一起／我只能選擇獨立」（＜獨立紀念日＞），這是詩人對自身位置的深切反省，也是對島嶼命途的重要敲問，這點對今天的我城來說豈非更是極具意思？

詩人是時代的見證者，為天下生靈，發出抗世之言。鴻鴻唱起屬於一眾「愛的暴民」的歌，不很溫柔也不浪漫，但充滿力量：

「我們歌唱，對，我們歌唱

我們用歌唱佔領一個原該屬於我們的國家，原該保護我們的政府，原該支持我們生存的殿堂 [原稿不分行]

（……）

不過今夜，我們不焚燒自己

我們焚燒這嚴寒的冬夜

讓夏天一夜之間，來到我們眼前！」（＜暴民之歌＞）

這段日子以來，我一再想起鴻鴻在《仁愛路犁田》後記中所說的話：「詩是拿來興、觀、群、怨的，不是拿來陳列玩賞的。（……）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不必再革命，世界可以不再需要這些詩，或許那才是一個時代最大的成就。」

(編輯按：〈暴民之歌〉這首詩也是歌詞，副題是「聞318佔領立法院反服貿學生被媒體與立委指為暴民」，也是一首歌曲，由王榆鈞作曲，與時間樂隊一起演唱。這裏作者所引，與王榆鈞專輯《原始的嚮往》在網上發放的https://www.kkbox.com/hk/tc/song/5PP00Gk0ZIJPcQD5PcQD50XL-index.html，以及現場演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5lJWF7GaaE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