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的集體記憶，亦是一段被壓抑的歷史……」（1）
《香港．一九六〇年代》
文/周亮
在黃淑嫻教授和宋子江博士協助下出版的《香港．一九六〇年代》這本書在這兩年多出版過程中遇到的波折不少，身邊很多事情發生了。我從沒有想象過我會在這種情況下幫忙編輯這本書，香港從狂歡的盛夏來到無語的冬夜，很多生命在裊裊白煙中受難，不少家庭經歷了破裂別離，世界的局勢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隔離在家中開始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想從思考中找到出路。今天，香港這個城市剛好自一九六〇年走來，過了六十年一個甲子的循環，來到新一個庚子年。現在的香港仿如整個六〇年代在鏡子中的倒影，過往的歷史再次重演，一切巧合得諷刺，令人瘋狂、失望。六〇年代的香港公共屋邨因應人口增長開始推出，今天的香港樓價在經濟寒冬中中僅微微下跌；一九六八年香港爆發了「香港流感」（H3N2流感病毒），跨越了半個地球傳播到美國，今天的香港乃至世界備受「武漢肺炎」（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摧殘；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了左派領頭的「六六暴動」和「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因應二零一九年的「修例風波」而發生的社會運動因為疫情稍稍停竭，但人民對特區政府、中國大陸的不滿有如野草，春來病毒消除之後，繼續遍地開花。香港在六〇年代面對的是一個不穩的十年，但在經歷社會動蕩和一系列的自然災害之後，香港人和這個城市在下一個十年迎來他們名譽世界的轉捩點。那麼，今個庚子年開啟的新時代對香港而言是終點，還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書評，倒不如是在反覆看過這本書的文章後，分享我內心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認識歷史之餘，面對昔日之外，在繼續走下去之時，曾經的過去對今天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香港．一九六〇年代》是一本論文合集，四個部分「文學」、「電影」、「藝術」和「社會」由一群研究不同範疇的學者雕刻他們內心中香港在六〇年代時的模樣。須文蔚寫有關現代主義在香港、臺灣之間文化交流的由來固然精彩；麥欣恩的文章也隱隱喚起記憶中那曾經金光閃閃、被譽為「東方荷里活」的香港影壇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盛虹有關嶺南派與水墨之間的研究，和羅劍創對南音的刻劃更是我未曾接觸的領域，令我大開眼界；劉建華的文章附有很多有關於六〇年代珍貴的新聞攝影圖片。惟在眾多文章之中，黃淑嫻和彭嘉林兩篇有關「六七暴動」和香港文學之間關係的文章最令我印象深刻，也令我思索最多。前者結合了香港文化評論和對方龍驤、劉以鬯和蔡炎培三人三篇有關暴亂的小說的剖析，後者討論六篇從六〇年代到現在書寫六七暴動的作品：〈動亂〉、《我城》、《人間有情》、《拾香記》、《13‧67》和《中英街一號》。兩篇文章都圍繞着一段歷史：六七暴動，他們筆下都描繪着不同時期和形式的文學作品如何再現和想象這段歷史時的文化脈絡。我們現在對六七暴動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與政治掛鉤的，誠如黃淑嫻在文章中提到，「港英政府視此為中共對香港管治的威脅，而中共則以反殖民之名支持暴動」（2）。官方的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on）對這次社會動蕩的紀錄是模糊的，是曖昧的。兩方都以政治矛盾輕輕帶過六七暴動的來由、經過和影響，彷彿在「止暴制亂」之後，「外國勢力」不再影響香港時，這個城市就會繼續向前看了。的確，我們從歷史書中理解的六七暴動的平面的，是沒有溫度的，也凸顯了文學在歷史敘述外的重要。文學作品的重現並不等於歷史（3），「文學與政治兩者因為目的不一樣，而小說是『呈現』的藝術，有人物、結構等敘事手法，小說『呈現』歷史事件，而不是如實的反映」（4）。文學對六七暴動的討論更像是不同作者對這段過去的反思和想法，並非鉅細無遺地記敘暴動的細節，亦非一錘定音地定性這場衝突，而是人性化地（humanize）去令讀者思考這段記憶的意義。
《也斯的五○年代 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
黃淑嫻和彭嘉林的文章都把文學作品中六七暴動影響下的社會階層劃分成兩大族群：草根大眾和知識分子。黃淑嫻提到方龍驤的〈迷失的晚上〉活現了平民百姓在衝突中以外的矛盾：
小說對於『本土』有細緻的描寫，擴闊了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天星碼頭影響了基層市民，而所謂基層市民也有分階級，當時的香港人不會經常來往香港和九龍。阿成人工低，沒有學歷，更加不會乘坐天星小輪，加價與他無關，遊行也與他無關，他只關心當天是否可以早點回家。（5）
彭嘉林則捕捉到杜國威的《人間有情》（小說版）中的小市民心態，故事中的梁蘇記一家「感情、文化上愛國，但謝絕共產黨破壞香港的秩序」（6）。知識分子方面，黃淑嫻指出蔡炎培的〈鎖鑰〉「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對殖民地主義有批評，但另一方面，在藝術上，年輕一代的藝術家對西方現代藝術喜愛」（7）。而彭嘉林認為劉以鬯和西西視「六七暴動不只是現實發生的歷史事件，還是思考和實踐現代主義文學寫法的場景」，而他們兩人「提供了一種間接的、陌生的書寫和想像歷史的方法，對六七暴動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帶着反省和關懷」（8）。從今天看來，草根大眾和知識分子兩個群體在六七暴動文學中的體現是有趣的，彷彿時光的流逝、世代的交替並沒有改變人心，香港人對於社會政治活動的態度、取向是僵化的。自二零一九年到現在，不少年輕人口中的「藍絲」、「廢老」就如梁蘇記一家般並非身心全然地愛國，但他們拒絕示威者破壞自己的安穩的生活規律。他們或許真切明白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文化分野，也肯定香港過去中西遊走的政治生態。他們不一定願意回中國大陸生活，也不接受香港完全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但是，他們討厭、抗拒示威者的行為破壞「法治」，影響他們人生的「收成期」。香港平民百姓這種籠統「香港愛國」的政治態度從過去的「口裡抗共心裡愛國」演化成今天的「口裡一國心裡兩制」，惟兩者的本質是一樣的。另一方面，不少香港「社會賢達」在過往半年多紛紛表示不理解為甚麼社會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會接近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就如劉以鬯和西西等過去作家對六七暴動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的反省和關懷，現在香港的知識分子並不一定百分之百支持、認同示威者過激的暴力，他們甚至會認同是一場場的「暴動」，但他們從來不政治掛帥，反而本着人文關懷精神去檢視反省一切衝突的因由。他們不但不放棄年青一代，而是寬容地擁抱他們，只因他們都熱愛着這個城市。
隨着時間，作者和六七暴動兩者由遠到近，從疏離到切身，自含糊到清晰，文字間的比喻從不同角度來疏理這段歷史。六七暴動這段過去對來說，是對今天的裝備，是為將來的準備。但過去對不同人、作家和讀者都帶有不一樣且獨特的意義，就如對《香港．一九六〇年代》書中不同的學者般，六〇年代的香港是斑斕的，多樣的。但過去的意義從來不在於每個人從中體會到的一致與否，而是歷史故事把所有人的生活經驗和回憶連成一線的化學作用。不論對六七暴動的印象看法如何，六七暴動是屬於香港人的，正如這裡的過去和現在都會不滅地留存在這城市一眾無根的人們心中。「在香港回歸前的歷史時空，六七暴動是尷尬的歷史事件」（9），今天的社會運動亦會在可見的一段將來中成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件尷尬的歷史事件，但我們要牢記，過去的意義不在過去，而是人心，還有將來。
註：
（1）黃淑嫻：《香港．一九六〇年代》（臺北：文訊出版社），頁315。
（2）同上註，頁279。
（3）也斯：〈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歷史、範圍與論題〉，《城與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
（4）同註一，頁284。
（5）同註一，頁287。
（6）同註一，頁306。
（7）同註一，頁296。
（8）同註一，頁303。
（9）同註一，頁309。
作者簡介：周亮，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現為雪梨大學性別及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