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之後，阮志雄的命運，甚至整個國族的命運，都形同崩解。「當生命無以為繼，病就是唯一的依附。」我還清楚記得他沉重的語氣，他深知不僅是身體上大有問題，更明顯與精神狀態密切相關。「腸的毛病跟情緒有很大關係。我解放不了世界，連自己也解放不了。」

文/周漢輝

前生：蕪露

「你還有沒有寫詩？」

那年當阮志雄被另一位詩人這樣問起，他才認真想起跟詩已疏離了好段年月，像昔日好友久違未見。他的回答都寫在後來的一首詩，詩名正是〈你還有沒有寫詩〉。時移世易，這首詩與他的新舊詩作結集成書，詩名給提取為書名。他有一位舊友從移居多年的異國回港，在書店書架上給這個書名，這個問題留住，然後發現作者原來就是已約定敘舊的朋友。

訪問中隨想隨說的記憶，從阮志雄的話語間都成了有詩意的故事。如今的他人稱雄仔叔叔，是專業講故事人，過去他還有另一重身份：筆名蕪露的詩人。由蕪露到雄仔叔叔，期間到底有怎樣的時光在他身上流過呢？我們約定於一個尋常的晚上，碰面訪談。

「鬚和頭髮白了

像班房的牆

臉皮上有一些小洞

好像小隧道

額頭上有些紋路

好像香蕉

雄仔叔叔真的老了

但一樣開心」

他與幼兒園的孩子一起作詩，所寫的自己正正就是我眼前一樣開心的詩人，成為別人對於詩的啟導者，那麼最初他又是受誰啟導呢？

「真是因緣際會。」他憶想唸中學時接觸的第一首詩，竟是來自音樂科老師Miss雷，於課上教的Bob Dylan〈Blowin in the wind〉。社會運動與新銳思潮互動催長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反戰民歌手如Bob Dylan、Joan Baez的作品可說是啟蒙一代人的心靈養份。而在本地方面，他特別記得父親購買快報的習慣。「有也斯『我的試寫室』專欄。」少年人像海棉後吸收各種文藝上的衝擊，自然有一股欲望去回應去發表，促成了寫作和編辦刊物。「或與性格有關，我比較柔弱，就寫起詩來。即現在的藝文青。」於是有了高中時期與同學們合辦的油印刊物《綠角》，內容遍及詩與文學，還有電影及雜文。前述那位移民他方的舊朋友，即為當中一份子，寫出阮志雄口中同學之間最棒的詩：「他是我們之中唯一可以在《詩風》發表詩作的。」

其實早於訪問之初，阮志雄劈頭便稱「我的創作很少」，或許是謙辭，但深談下去則發覺那似乎出於他性格傾向低調，而相較於表現自己，他更看重對詩的思考和要求。「那時對世界很純綷從情感出發，」他帶著節奏說：「就是生活、情感、想像。」所謂那時，是指詩人蕪露的時期，也即其早年的寫詩歲月，可總結為一冊傳奇詩集《夜站》──訪問快要開始時，我才從同行的吳美筠女士手上接過這本詩集，並受囑咐：「很珍貴，記得訪問後交還。」

在此之前的籌備工夫中，我一直靠從網上及別人的文章去追尋蕪露的詩風，逐一聽著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乃至所有當權者吭出質疑、異議，不無似曾相識。「很想解放世界，但找不到合適的形式」今天阮志雄這樣評價當年的自己，我聽來甚有共鳴，終於明白熟悉的感覺正源於我初寫詩也抱著痛擊世上不義的怒火，在筆名波希米亞背後，直把文字充當利器和子彈，猛轟至有一天，自覺所寫的根本不是詩。無獨有偶，阮志雄對自己的詩也有所反思，「或者對很多人來說，寫詩就該如此，但對我來說，可說是吃盡苦頭才明白。」教他尤為深刻的是為吳萱人出版的刊物《破土》譯了一輯波蘭詩選，深受其中借物象或敘事間接表達的社會觀察啟發。據他所說，最當頭棒喝的一首詩是寫身為猶太人的作者回憶兒時，喜歡從後看一位女同學的辮子，其後在納粹屠猶的惡浪中，她也只剩下辮子而已。一條辮子由純潔善良連繫人性的泯滅，同時連繫今昔，鮮明的形像透發藝術上的力度，像為阮志雄指引明路。詩歌外在形式上的反思，大概呼應著他內在對社會運動的反思，觸發點是1974年在新蒲崗工廠區宣傳「四不交」（不交公屋租、不交水費、不交電費、不交電話費）以抗通脹。他自發向工人們派發傳單，鼓勵大家罷工，佔領工廠，癱瘓生產。這段經歷被他於多年後轉化成獨腳戲的一幕，講述身為工人的父親澆了他一盆冷水，「他說：『現在已整天在工廠工作，佔領了不就廿四小時都走不掉嗎？』」他向我苦笑說：「我就知道我的游說不會成功。」

現實中他因此事被捕判處守行為兩年。事後他沒有繼續浸會學院的學業，選擇放洋留學加拿大，又在1978年轉赴法國，因那是1968年法國學運後十年，他視為「再生的十年」，浪漫得一如他毫不避諱的承認：「我是左的。」八十年代初回港，為餬口當上英文教師五年，卻自言不懂教書。不過也是在那段日子，他搬進大埔尾村，開始鄉郊生活。我留意到他詩中不時出現自然的意象如月亮、海洋、風、樹、狗，不知會否與此相關？而自然景物又對他有何影響？「我感覺我在綠色的中間。」他點頭，進一步解釋：「我發覺自己不太懂和別人說話，到近十年八載才有轉變。自然是不會說話的，它發聲的地方就是我感應之處。」與自然相處，往往是跟自己的心靈對話，這正好和他強調「詩是最真誠的自己」契合。大埔尾村也吸引了其他文人如陳汗、王良和先後遷入，可見地有靈氣，阮志雄從中得以靜思人生與社會的去向，一大幻滅降臨前的恬寂。

1989年6月4日之後，阮志雄的命運，甚至整個國族的命運，都形同崩解。「當生命無以為繼，病就是唯一的依附。」我還清楚記得他沉重的語氣，他深知不僅是身體上大有問題，更明顯與精神狀態密切相關。「腸的毛病跟情緒有很大關係。我解放不了世界，連自己也解放不了。」

今生：雄仔叔叔

「是孩子解放了我，也改變了我的文字面貌。」

話題轉到與孩子一起寫詩，眼前的阮志雄活脫脫一個大孩子，揮灑自如道來如何引導幼兒園的學童們從手的動作及形態，聯想作詩。較早時候他還在訴說那場折磨他半死的大病呢！看著他的笑臉，驟感誰都是天意的孩子，沿著早受擺妥的前事，玩一場人生遊戲──阮志雄與兒童的玄妙緣份大概始於1986年他再離港進修往英國修讀戲劇，原本打算學成回來重投莫昭如等友好所辦的民眾戲劇。最終因事轉讀幼兒教育，其中一個原因是想幫忙照顧兄長的女兒。當時他一定想像不了自1994年起便有機會進入幼兒園，一邊向孩子們取材，一邊即興組合成鮮活的故事，成為童見童愛的雄仔叔叔，並且如此進行了十多年。「這是exchange imagination。不是我在說故事，而是由我帶頭，從中可看出孩子怎樣處理自己的創意。」說起創作與意念，他又可以由孩子氣變回指導的角色，讓我像學生般發問明明是說故事課，怎麼會變成寫詩課呢？

原來有一次幼兒園畢業的學生回訪母校，傾吐升讀小學後需要寫很多字的苦水。幼兒園有老師請教阮志雄，令孩子們早些習慣與文字相處，不怕寫字的方法。「我說孩子本身有說故事的動力，同樣道理，文字也是一種表達。」他大起膽子提議與孩子一起寫簡單的短詩。然而起初也摸不著門路，大人與孩子們都困在什麼形象、意義、節奏的所謂創作規條裡。「我便索性叫他們看著我的手。」他說著抬手，手指輕柔擺動。「問他們手像什麼？『像魚呀。』再問那麼魚在做什麼？『游水。』在哪裡游呢？『海！』。」欣賞他演繹著自己和孩子共同創作的過程，無疑是我在這個訪問中最歎為觀止的體驗。他們的第一首詩於是誕生：

我的手像魚

在海裡游水

孩子們明白了玩法，遂展露個性，不重複別人說過的，紛紛祭出自己的想法，一詩接一詩：

我的手像蜘蛛

在爬一個網

或

我的手像石頭

在一座山上

當然文字上阮志雄會作出提點，畢竟孩子們識字有限，但想像力無可比擬。在課堂上一起完成的詩，會由老師貼在牆上，孩子們有空就去讀，多讀了便多學了字，因那是屬於自己的，自然有心去記著。孩子們也很喜歡抄寫自己的詩，阮志雄著老師不要提供格子紙，用白紙即可，紙上不要畫線，讓孩子們不受框限，隨心寫下大小不一的字，本身已是一幅幅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