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景變幻》主要由鄒文律於《人文中國學報》、《中國現代文學》、《東海中文學報》、《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等期刊發表的論文結集而成，當中討論的作家包括可洛、謝曉虹、潘國靈、陳志華、韓麗珠、李維怡、張婉雯等人。主軸上，或可概括為港式資本主義導致情感斷裂的時代下香港作家的情感聯結。
文:曾繁裕(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文人相輕」是個討論香港文壇時經常出現的四字詞，幾近尷調，偏偏作家鄒文律反常道而行，在創作方面減產，致力以學術論著的方式，把同代人寫進文學史，絲毫不見布魯姆所謂「影響的焦慮」（雖指向對前人的忌諱與誤讀，但用於今人之間也不無道理），實在可貴。下文將按其學術新著《城景變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論（1996-2018）》（2024）延伸一些散碎的思考，既願更多人關注作者所關注的小說家和題材，亦盼引玉。
情感（與）結構
《城景變幻》主要由鄒文律於《人文中國學報》、《中國現代文學》、《東海中文學報》、《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等期刊發表的論文結集而成，當中討論的作家包括可洛、謝曉虹、潘國靈、陳志華、韓麗珠、李維怡、張婉雯等人。主軸上，或可概括為港式資本主義導致情感斷裂的時代下香港作家的情感聯結。這聯結可從三面觀之，第一，香港變幻的「城景」形塑了香港作家的情感特質。從社會學而觀，艾德麗安．格雷特-雷加米（Adrienne Grêt-Regamey）和馬塞洛．加勒吉略斯-托雷斯（Marcelo Galleguillos-Torres）的科學報告〈全球城市同質化與消失的情感〉（Global Urban Homogenization and the Loss of Emotions；2022），藉對兩個城市的觀察印證了工業革命以來老生常談的命題：城市發展導致形式單一和人情淡薄，然而，鄒文律所評述的後九七作家並沒被城市物化，反而透過呈現本土或虛構本土來諷刺和展現情懷。他們傾向以香港的負面城市特質（如資本與發展至上、壓抑身體自由、超密度、直立發展、圍牆、商場化的生活空間、不斷拆遷與重建而使地方失去地方性、與自然斷裂）為書寫對象，似乎是都市過度發展所致的階級矛盾下的必然反動。
第二，香港作家的情感是不謀而合的。按鄒文律引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概念「情感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所言：「情緒與經驗在容許個別經驗差異的同時，會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穩固而明確的模樣，以及深層的共同性」，換言之，在相近的環境和處境之下，作家之間即使互不相識，仍會因對同一城市的共通認知與想像而聯合反對相近的情況與事物，其背後的情感可供歸納與統整。
第三，在後九七作家按地方依戀（topophilia）寫地方的無情時，鄒文律亦在類近的情感結構之下既同樣地藉虛構文體批判城市（如其獲得城市文學獎小說組冠軍的〈N地之旅〉〔2006〕），又思考與評析其他在相同情感結構下的作家如何呼應自身。
可引伸思考的是，「情感結構」究竟是預設還是後設的命題？即先有共通的情感結構以至產生共通的城市批判，還是先有情感結構的預期而後有歸納方面的努力？從結集方法而論，後者比較可能，因為先礙核心概念然後陸續發表期刊論文再組裝在操作上是非常困難的，但吊詭的是，群體共性與個體差別，本就不互相排斥，所以情感結構這一立足點雖模糊，但仍站得住腳。另外，本於鄒文律的論述，也可思考細緻分拆情感結構（不同代際？不同階層？不同家庭背景）與發掘微細差異的可能，有助建構對作者、評者、被述者、讀者的情感網絡的整全理解。
後九七作為方法？
研究對象方面，《城景變幻》選取九七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的作家，使樊善標教授在序中直指他最大的疑惑是「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究竟是一個代表世代還是流派的標籤」，比如「幾位作家年齡差距長達十歲（潘國靈最長，1969年生，可洛最年輕，1979年生）」、「第一本個人個人作品集的出版相距同樣有十年（潘國靈、張婉雯、韓麗珠1998年，陳志華2008年）」，而鄒文律則分享道，那是因為樊善標教授在方法上偏向求異，故未完全認同他的立論方向（但他仍會因愛徒之心而撰序）。
「後九七」的界定固然模糊，因為既不能準確斷代，以及切割出特定的創作群體，亦不能扣連時代與論述的題材指向（專著的核心在於自七八十年代起飛升的資本主義而非與九七密切相關的殖民議題），而按照朱耀偉教授的論文〈香港（研究）作為方法 ——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可細思當中的不可能與可能，如他提出香港可作為方法也可作為主體，後九七作家亦具有作為方法與主體的雙重意義，即後九七作家的非殖民凝視式關注，可作為穿越目前語境、返回場境的另一種方法，尤其鄒文律作為共時的參與者，在難以準確地為所選作家群命名時以主觀體認的方法圈定，即使會引來批評，也屬別無選擇下的必然。另外，從主體而言，概括雖有明顯缺陷，但有助讓個人主體集結，而成為可供經典化、易於辨識的標籤，對於鮮少受華語學術界關注的「後九七作家」尤其重要。
姑勿論利弊如何平衡，值得期待的是，「後九七」作為標籤，能否引來對該群體的創作的持續追蹤、多方面探究？能否延伸至思考「後後九七作家群」或其他可歸納的作家群？
勞動身體
引書中總括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之言：「身體雖然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質（生物遺傳學上）不能被取消，但身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歷史和地理的可塑性，集多重社會生態過程於一身。身體如果要維持其存在，必須與環境進行交流，並不斷轉化自身來適應環境。身體既然處於資本主義構築而成的環境中，想要存活，則無可避免需要配合資本的生產、積累和運作模式，成為『勞動身體』 (working body)。」
文本中的勞動身體反映現實中人在異化社會的必然狀態，尤在香港推向極致，在鄒文律於第二章分析謝曉虹和潘國靈書寫的勞動身體時，值得深究的是，勞動身體能否再細分？如毛澤東區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勞動也可分為停滯性和進步性，前者重重覆覆，枯燥而使人懷疑人生，後者則具積極意義，比如創作一篇小說，當屬進步性勞動，若此，可說後九七作家或許以旁觀的進步性勞動身體，書寫停滯性勞動身體，箇中或許存在偏差、代言、概念先行之類的問題？
餘思
於香港文壇與學術界的景觀不斷幻變之時，《城景變幻》如紀念碑般矗立，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學術書賣量不多，而作者關注的香港文學亦缺乏市場關注，說到底，青年作家們以文字盛載的批判和願景，可否算是無意義的掙扎？而鄒文律將往自然和動物書寫方向拓展研究領域，又是否意味「禮失求諸野」？或許無論作者、評者、被虛構或非虛構記錄的香港人都需要逆向思維，才能返回意義，如此，文字才更具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