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談的「生活」除了「此地」更有「當下」的意思，是相對各種沒有在文學中正視當下香港的寫法，提倡革新文學形式以表達現代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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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家琪
一、引言：甚麼是「生活化」
「生活化」在香港文學史上用以形容七十年代初在《中國學生周報》（1952-1974）開始踏上文學舞台的新詩。環顧其他華文地區的文學，鮮見特別標舉「生活」為某類作品的特色，但在香港文學的討論中，「生活化」普遍被論者視為香港文學「在地化」的肇端和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學流派。迄今對七十年代新詩研究最早、最多、觀點最有影響力的是也斯，他在建立「生活化」新詩論述上扮演三個重要的角色：他既是當時《周報·詩之頁》和《大拇指》等「生活化」園地的編輯，又是其中的重要詩人，後來更是最自覺把「生活化」整理為文學史論述的學者，出版「生活化」詩人的結集《十人詩選》，又為「生活化」新詩前因後果和藝術特色寫了不少文章。[1] 目前對七十年代香港新詩的研究以「生活化」為中心，談論本土意識的建立過程，或從都市文學的角度切入，整個討論框架基本上由也斯開創。論及七十年代新詩多徵引他的論文，又以他的「香港十首」為代表作，[2] 可見在「生活化」的課題上他的創作和論述都極有代表性和影響力。
也斯似乎已經多次定義過「生活化」的意涵，但是仔細研讀卻發現他的解說多是「否定式」的。究其原因，「生活化」本來不是有明確內涵的術語，故也斯傾向以排除法來反面定義「生活化」，諸如非現實主義、非口號教條、非古典麗辭、非流行濫情、非宏大題材等等。[3] 他自己也認為「生活化」是「含糊的用字」，必須「放回一個歷史的脈絡中」、與其對立面參照下才能具體界定。[4] 舉例來說，「生活」其實指何種生活（例如政治／非政治的、公共的／個人的、底層人民的／布爾喬亞的等等）、怎樣的語言風格才算得上「生活化」或「明朗」（比如是否指粵語入詩、少用象徵典故、或是接近結構主義語言學談的「實用語言」等等）都有待仔細釐清。他說《周報‧詩之頁》「比較生活化，有香港地方色彩」，[5] 似乎就是指本地題材；「一種不太雕琢的比較生活化的詩」，[6] 又指語言上平易自然；「一種探索的行程、不太高蹈的態度、平視的角度」，則又指詩人主體與描寫客體的關係了。[7] 可見「生活」並不是不辯自明的詞語。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外務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畢業，研究興趣是現當代中文文學及香港文學。編有《西西研究資料》（合編，2018），著有《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2020，即將出版），學術論文散見於多份中文學報。
[1]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1996年），頁165。也斯：〈抗衡與抒情──後期周報幾位香港詩人的聲音〉，《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38-45。
[2] 陳智德以「香港十首」指稱也斯在他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期間發表於其中的以香港街道為題材的十首詩，後收入《雷聲與蟬鳴》第三輯。見陳智德：〈越界的本土詩學：論梁秉鈞〉，謝冕、孫玉石、洪子誠主編：《新詩評論》第1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3-34。
[3] 例如在王良和的訪問中，他說「詩不一定要堆砌華麗的修辭，或是宣揚宏大的觀念，我不太喜歡當時有些詩生硬堆砌古典意象、成語，或用舊詩詞典故入詩[……]我想用平易近人的語言，寫生活中的感受、可以回味的東西。」又例如在和葉輝、鄧小樺的對談中說：「在我們六○年代開始寫詩的時候，周圍充斥的是中國大陸官方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浪漫革命、激情、政治正確的東西。另一方面從台灣看到則是扭曲的文字心靈底層蠢動的探索。在香港，逐漸覺得那些東西跟自己的生活有很大距離，無法用那些寫法去寫出自己的感受。」皆是採用排除法的定義。見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年），上卷，頁51及70。
[4] 也斯：〈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錢雅婷編：《十人詩選》（香港：青文，1998年），頁IX。
[5] 〈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十人詩選》，頁VIII。
[6] 也斯：〈「四季」、「文林」、周報『詩之頁』及其他〉，《文藝》第7期（1983年9月），頁36-39。
[7] 〈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十人詩選》，頁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