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之所以選擇了「生活化」一名，很可能是作為「寫實」的折衷說法，既保留了「生活現實題材」的意思，又能夠與現實主義區別開來。把「生活化」抽離於現實主義文論而命名、強調，就是一種爭奪詮釋權的方式。

文/王家琪

二、「生活化」的多種面目：明朗、前衛、寫實

六、七十年代之交，香港和台灣詩壇都經歷了大規模的現代詩檢討和「明朗化」的轉向，青年詩人聲討五、六十年代的現代詩寫法脫離現實、語言晦澀，主張超現實主義的「創世紀」詩社成為眾矢之的。在檢討現代詩的寫法上，既有立場近於現實主義的，現代派內部也認真思索詩歌語言的改革問題。來自現實派的討伐之中，以「關傑明、唐文標事件」為代表，香港也有青年文學獎對寫實路線的倡議，《周報》上曾有「香港文學問題討論」提出批判寫實主義的路線等等。至於現代派內部的檢討，台灣方面的先行者有「藍星」詩社，香港方面，古蒼梧在《盤古》第11期（1968年）發表了〈請走出文字的迷宮〉批評「創世紀」同仁編的《七十年代詩選》，[1] 還有一場以「一九六零年至今港台新詩的交通問題與價值問題」為題的座談會。[2] 在這種氛圍下，當時提出現代詩要趨向明朗化的人不在少數，創建學院詩作坊率先提倡詩歌明朗化，與此同時有一些推崇現實主義的作家也對詩歌與生活的關係提出不容忽視的意見，而也斯對於新詩寫法「生活化」的倡議就是在這種詩壇背景之下醞釀產生的，《周報·詩之頁》的實驗不是單獨的現象。只是「詩作坊」的成果散見於當時的報刊，例如《70年代》雙周刊和《盤古》詩頁，但由於沒有結集，加上不少文藝刊物例如早期的《秋螢》已經難以查閱，「詩作坊」對推動香港七十年代詩風明朗化的作用較易被忽略。[3]

如果以《70年代》雙周刊所刊登的詩歌代表「詩作坊」的重要成果和延伸，不難發現「生活化」的寫法除了也斯提倡的「平白」之外，還可以有前衛先鋒的一面。常見詩人有邱剛健、鍾玲玲、淮遠、卡門（鄧阿藍）、癌石、貝貝（吳仲賢）等等，也斯亦是《70年代》的作者之一。[4] 與也斯主編的《周報‧詩之頁》相比，兩者的分別反而不在於社會題材之有無多寡，差異反而在於《70年代》更多前衛的實驗風格，而《周報》則較不講究前衛手法、更多平白抒情的詩作。《70年代》在政治意識、社運行動和詩歌創作上都引領風潮，連帶也刊登了不少感發時事、回應政治事件的詩作，但也沒有以政治為唯一的文藝路線，反而在詩歌實驗上相當大膽前衛，容納的詩風也很多樣化。以第18期為例，這期是「辛亥革命60周年」專號，並分別報導了越戰、世界各地的女權運動、波多黎各及玻里維亞的革命運動、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等等，但激進的政治關懷沒有主導詩的方向，這期「詩之頁」是特大號，刊出的22首詩裏面，既有邱剛健的異色情欲書寫，[5] 也有葉青的靜物描寫；[6] 既有癌石諷刺殖民政府，[7] 也有綠騎士抒發對中國的嚮往。[8] 主題不一，手法有冷嘲熱諷，有超現實的，也有較平白抒情的。《周報・詩之頁》刊出的詩作風格也頗為多樣，像鄧阿藍〈賣報紙的老婆婆〉、〈不要讓爸爸知道〉語調抒情而有階級關懷，平白幽默如銅土和禾迪，[9] 隱晦低迴如吳煦斌，[10] 另外也有不少詩作都傾向寫作古典辭藻意象的詩。[11] 兩份刊物的詩作都不限於單一風格，但是相比之下《周報》較為著重提倡平白如話的寫法，不見《70年代》較為前衛的表現。

換言之，所謂「生活化」其實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美學表現，也斯倡議的那種非政治化的個人日常生活、明白如話的口語敘述與抒情語調，只是「生活化」的其中一種面目。參照西方的相關討論更能夠理解這點。六、七十年代香港「生活化」詩歌的主要來源是美國戰後詩歌的影響，這些五十年代以來的美國詩歌雖然共通傾向「日常生活詩學」（everyday-life poetics），但是不同詩派之間的風格差異甚大。據厄普斯坦（Andrew Epstein）的研究，美國戰後詩歌的「生活化」詩學標誌他們與高峰現代主義的決裂。在被歸類為「生活化」的詩人之中，「日常」的定義千差萬別，可以是較接近現代主義而賦予日常超越的、精神的、神秘的意義，也可以是盡量完全表現日常的全部沉悶和平庸，也可以被視為前衛極端的實驗。[12] 他認為這種文學上對「生活」的強烈興趣同樣是二十世紀哲學理論的趨勢，一大批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家都展現出對「日常」的興趣，在二十世紀之前，哲學關注的是形而上，然而二十世紀以來卻轉向世俗了，包括不少學者應用於分析也斯詩作的德塞圖、班雅明，還有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等等多人。這其中可以分成兩個傳統：法國傳統源自馬克思主義，是把日常政治化，較接近社會學進路，力圖拆解日常生活底下的意識形態運作，與之關聯的是英國的文化研究，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微政治（micropolitics）。美國傳統源自現象學和實用主義，較為去政治化，用的是哲學取向，聚焦在個人和知性的發掘，把關注日常生活視為一個有療效的、必要的道德倫理任務。[13] 詩歌的表現與此相關，「生活化」美學可以非常政治化的手段，運用現代主義與前衛的修辭；也可以是恢復物質具體世界的工具，嚴肅看待日常生活的平庸性而不作任何理想化或妖魔化。[14] 要言之，在西方文學的討論中，「生活」是一個範圍廣泛、表現多樣的強大傳統，而且當代文化仍然屬於這個傳統。[15] 挪用至香港的情況，我們可以說「生活化」其實有多種方式和風格，除了也斯提倡的「平白」之外，還可以有《70年代》雙周刊前衛先鋒的一面。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初，一些香港作家有見於文學界耽於個人抒情或模仿超現實主義，感到有需要重提「生活與文藝」的關係。他們提出的呼籲來自批判寫實主義，和也斯談的「生活」涵義完全不同。在寫實脈絡之中，「生活化」的涵義是指集體社會經驗，針對六十年代現代詩以及抒情懷鄉風格等常見文風脫離現實和大眾的弊病，而援引左翼現實主義甚至革命文學的理論提出建言，希望改變香港文學的路向，把學運、社運所培養的社會意識落實到文學創作，寄望文學能夠表現社會集體生活，尤其是揭露社會的問題，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最初是出自現實主義文論的。黃繼持指出「生活化」風格與現實主義的關係：

一些青年文社中人，例如1972年首創「青年文學獎」的大專生，便接過「文學介入社會」的信念，參以歐美激進文藝思潮，給「從生活出發」的命題注入新的內涵。可惜小說創作成績平平，切入現實畢竟不能倚仗理念化的「現實主義」。於是回歸到具體生活和心理情態的如實描寫，而不預設甚麼大道理，成為七十年代以來小說出路之一途。[16]

其中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生活化」來自現實主義的「文學介入社會」的信念。青文獎的創辦與學運思潮密切相關，陳智德仔細考掘青年文學獎的相關史料，1972年《周報》有一場論戰題為「香港文學問題討論」，由重振香港青年寫作風氣談到寫實的問題，同年創辦的青文獎籌委也參與了這場討論。[17] 溫健騮、黃俊東、古蒼梧等感到有需要重提「生活與文藝」的關係，大力提倡重新振興五四以來的批判寫實主義，他們所談之「生活」皆是指「群眾生活」，其見解概括而言是希望文學批判香港社會的問題和揭露底層市民的生活，揚棄個人生活感受的抒寫。[18]

也斯之所以選擇了「生活化」一名，很可能是作為「寫實」的折衷說法，既保留了「生活現實題材」的意思，又能夠與現實主義區別開來。把「生活化」抽離於現實主義文論而命名、強調，就是一種爭奪詮釋權的方式。同樣是談文學生活化，現實派與現代派在「個人生活」或「社會生活」的題材選擇上就有顯然易見的對立，題材的差異更牽涉到兩派相當不同的美學觀念，但其中不是毫無共通之處，正是兩者之間有所重合，才更需要區別命名。兩派都是對六十年代超現實主義詩風的反省，只是所取途徑殊異。踏入八十年代，作為學科和研究範疇的香港文學開始建立，在形構香港文學本土論述時，現代派的「生活化」詩作以其在地化的題材和語言而順理成章被視為香港文學的代表作，也斯對「生活化」的詮釋勝出了這場角力。現在談到「生活化」已經不多人談起源自現實主義的部分。

現實派雖然重視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但並沒有特別標舉「生活化」一詞。「詩作坊」是先行者，也沒有用「生活化」，較多用「明朗化」。甚至在《周報‧詩之頁》還存在的時候都沒有把「生活化」一詞作為具有流派意義的專門術語使用，要到1975年以後也斯主編《大拇指》文藝版以後才正式亮出「生活化」為旗幟。至於以「生活化」為一個文學史上的流派，更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也斯令這個詞語變成香港文學史的關鍵詞，而他作為其中的代表詩人，又反過來確立了這個詩歌流派的地位和重要性。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外務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畢業，研究興趣是現當代中文文學及香港文學。編有《西西研究資料》（合編，2018），著有《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2020，即將出版），學術論文散見於多份中文學報。

[1] 古蒼梧：〈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盤古》第11期（1968年2月），頁23-27。

[2] 盤古社主辦：〈新詩座談會──近年港台現代詩的回顧〉，《盤古》第11期（1968年2月），頁16-22。盤古社主辦：〈詩的歷史的任務〉，《盤古》第21期（1969年1月），頁21-27。

[3] 參考杜家祁：〈現代主義、明朗化與國族認同——香港六十年代末「創建學院詩作坊」之詩人與詩風〉，《文學論衡》第18、19期（2011年6月），頁109-122。

[4] 浮里士（John Fowles）著，也斯譯：〈人類的不滿足〉，《70年代》第22期（1971年8月），頁4-5。浮里士（John Fowles）著，也斯譯：〈黑島上的詩人──聶魯達近貌〉，《70年代》第25期（1971年12月），頁16。也斯譯：〈聶魯達詩歌試譯之一：「狂想之書」七首〉，《70年代》第25期（1971年12月），頁18-19。

[5] 邱剛健：〈夜行〉，《70年代》第18期（1971年2月1日），頁21。

[6] 葉青：〈晨早〉，《70年代》第18期（1971年2月1日），頁22。

[7] 癌石：〈警察〉，《70年代》第18期（1971年2月1日），頁22。

[8] 綠騎士：〈無題〉，《70年代》第18期（1971年2月1日），頁22。

[9] 例如銅土：〈午飯〉，《中國學生周報》第1118期（1974年2月20日），第7版。禾迪：〈星期六〉，《中國學生周報》第1124期（1974年5月20日），第4版。

[10] 吳煦斌：〈牆〉，《中國學生周報》第1114期（1973年12月20日），第7版。

[11] 例如以下幾首：李志雄〈窗上的蝴蝶〉（第1112期）和〈中秋〉（第1116期），蔡炎培〈無名的戀人〉（第1116期），秦天南〈歸路〉（第1116期），冬遲〈夢為遠別啼難喚〉（第1120期）。

[12] Andrew Epstein, “Introduction: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Life Since 1945,” Attention Equals Life: The Pursuit of the Everyday in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6.

[13] Ibid., pp. 47-56.

[14] Ibid., pp. 48 & 56.

[15] 他觀察到當代文化對「日常真實」的高度興趣，例如電視真人騷、網路現象等等。即使單就當代詩歌而言，他的討論範圍極大，時段由戰前的部分現代主義詩人一直延伸到2000年後。Ibid., pp. 41-46.

[16] 黃繼持：〈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說〉，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1998年），頁26。

[17] 陳智德：〈「運動」的藍圖：早期青年文學獎的發展〉，《呼吸詩刊》第2期（1996年9月），頁20。

[18] 溫健騮：〈香港文學問題討論之二：批判寫實主義是香港文學的出路〉，《中國學生周報》第1051期（1972年9月9日），第3版。黃俊東：〈香港文學問題討論之六：從「批判寫實主義」說起〉，《中國學生周報》第1053期（1972年9月22日），第4版。溫健騮：〈香港文學問題討論之八：還是批判寫實主義的大旗〉，《中國學生周報》第1058期（1972年10月2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