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永遠是一種抵抗，是人類保持自己說不的權利和尊嚴，也是詩人角色命定的起點、詩歌的天命所在。可是同時，亦不能夠將詩歌完全變成世俗政治。

歐陽江河朗誦會│朗誦詩歌簡評與詩人交流活動回顧（下）

文：張承禧

鍾國強提到歐陽江河的一篇文章〈1989年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分子身份〉（收入《站在虛構這邊》），當中論述國內尤其是1989後，寫對抗的文學不多，部分固然是現實原因，但文中卻說有很大部分在於精神因素，這應該怎樣去理解？歐陽江河回應時表示：這篇文章寫於90年代，那時剛好完成了中國詩歌的轉型：從現代主義詩歌，轉型至當代詩歌。此轉型非常重要，因為對抗詩歌的基本判斷立場是它的世俗政治。世俗政治不是詩歌內在產生出來的力量，也不是寫作的基本出發點。歐陽江河談到，北島是寫對抗詩歌的佼佼者，近年也開始否定自己早年的詩作，儘管北島最重要的作品，反而是他的對抗詩歌。歐陽江河認為，如果在89之後還站在世俗政治的立場寫作，就會稍弱詩歌的精神性、詩歌意義上的崇高與大是大非。（圖上：香港詩人談到對時代書寫的看法，作為歐陽江河詩歌理論的回應。）

1989前後中國詩歌的對抗性

　　歐陽江河特別強調時代與詩人的關係，他認為少數語言與公眾語言一定要有匯合點，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公眾語言，那怕公眾語言是非詩歌的、新聞的、政治的、沒有精神性的等等，都要包括進來。他表示，詩歌永遠是一種抵抗，是人類保持自己說不的權利和尊嚴，也是詩人角色命定的起點、詩歌的天命所在。可是同時，亦不能夠將詩歌完全變成世俗政治。歐陽江河理解的政治，是詩學上的政治、政治學的政治，這種政治是詩歌要面對的，也就是命運、崇高的問題、人的根本處境、語言的各種可能性等等。比如在當代這樣的盛世和亂世，詩歌說「不」的時候要面對各種的壓力，如消費政治的壓力等，而不能作單純藝術意義上的抵抗，卻放棄其他意義上的抵抗。89年後詩人放棄了那些單純精神性的東西，接著複雜的、多層次的東西就會進來，讓詩人去面對。

崇高與大是大非並非沒有歷史感的政治對抗

　　歐陽江河對現代主義寫作抱懷疑態度，因為現代主義的特點是單線時間觀，切斷過去，直線走向未來。由此構成的價值觀，都是進步的、發展的、單向的，而不像東方的循環時間觀，萬古常新的。在現代主義時間觀下，人們就會忽視掉許多中國傳統的好東西，那些傳統的好東西都成了「進步」之下的犧牲品。相反，歐陽江河強調當代詩歌的多元性，將多時代的、多層次的東西都包括進來，寫出人的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考慮詩歌創作的基本立場、詩歌與時代的關係、詩歌意義上的價值判斷、崇高與大是大非，就不會只強調對抗的詩歌，尤其是世俗政治意義上的對抗詩歌。

　　歐陽江河回顧中國的80年代，他表示89前中國詩人的寫作，很多都受西方文化、西方價值觀、西方政治、物質文明浪潮的拍擊，從而有一種解放的感覺，但反而沒有真實感，就像虛幻的狂歡與嘉年華。歐陽江河談到，現在有很多人懷念80年代，自己也無比懷念80年代，但他知道80年代沒有真實感，就像青春期時的興奮。如果沒有青春期，人的成長就會很慢。到了現在恰如青春期過後，十年間，中國人不論是在語言上、文學上、文化上、與世界發展的步伐上，中國做到了其他國家可能五十年才能做到的事。他感謝80年代，但回顧當年，最欠缺的卻是歷史感與真實感，像一切都被抽象過、壓縮過，直至89年歷史的強行進入。

語言貶值下的反抒情反優美的書寫

**歐陽江河說中文被宣傳語言說爛了，從黨主席到農民說的話竟然一模一樣。引得哄堂大笑。**

　　鄭政恆提到，21世紀是一個語言貶值的時代，就如中國內地的詩作與詩人都非常多，泛濫的文本變成網絡媒體的文本，這樣我們應該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當代的語言貶值？歐陽江河表示，他的〈大是大非〉提到一個看法：我們必須重新學習中文，就像二戰結束後德國人重新學習德語。在二戰期間，德語作為希特拉的宣傳語言，把德語說爛了，為德語的生態帶來災難。正如在中國，中文被之前的宣傳語言說爛了，最大問題在於從黨主席到在農村完全未讀過書的人，說的話竟然可以一模一樣，沒有差異性。詩人的角色就是要將差異性放進語言之中。經過數十年來的努力，社會上各界人士終於可享有差異性的成果。及至現在，卻充斥著各種網絡語言，沒有人看原文，都是複製、人云亦云。甚至連廣告語言、商業推廣都用詩歌，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竟成了房地產的推銷詞，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等經典詩句也成了不同的廣告用語。在這樣的情況下，詩歌的精妙處、所傳遞的詩意、內在精神性和真正意義上的反思消失，變成了純粹的宣傳語言和俗語。

　　歐陽江河認為，為免詩歌變成純粹的修辭，需要重新限制太詩歌化、太優美的、太抒情的東西，並要加密碼，加一些不是詩的東西，去讓人費解。他將那些被廣告商用到爛的詞比作妓女，但優秀詩人卻能將那些再爛再俗的詞變成處女。中文好的詩人，就能將那些再爛再俗的詞陌生起來，寫出孤兒感、天使感，像汽車都開到地圖之外去了。

向陌生人展開小確幸的超越

　　幾位香港詩人都談到自己對香港時代書寫的不同看法，作為對歐陽江河詩歌理論的一些回應與修正。文化評論人小西表示，他也寫公共的事情，但更多傾向用評論和小說來回應，詩好玩的地方在於可以用來寫一些自己的事情。他認為詩歌會有不具體的讀者對象，通過陌生人的閱讀，展開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感受交流。對他來說，詩歌不是為了其他人或具體讀者而寫，卻是為了自己而寫；可是同時，其實也是在為其他人而寫。詩歌與讀者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如果以詩歌主動回應社會事件，就會變成表態、政治上的投靠。詩歌乃回應詩人的內在複雜性，這種內在複雜性難以通過普通語言表述，只能用少數語言去表達。因此詩歌與時代的關係是：沒有關係去產生關係。愈刻意與時代回應，就會跟時代的距離愈來愈遠。

　　至於劉偉成和葉英傑，都持有相近的看法。劉偉成認為，寫大的東西很容易昇華出來，就如時代總要崇高的昇華，為了崇高而崇高會製造痛苦。自己反而想欣賞一些生活上的小美麗、小抒情、小確幸，不想勉強昇華。葉英傑則從技巧著眼，認為寫小東西比大東西更難寫，小東西亦更容易觸動讀者，大的東西反而會消化不來。其實只是寫的時候沒有將大的東西放出來，卻放於最小的東西處，以小見大。

　　隨後歐陽江河補充，詩歌的崇高與大是大非不是題材的概念，不是指寫甚麼題材，而在於詩的境界。如卡夫卡寫的都是最卑微的人和事，卻寫出人類命題，展現出人的絕對性，是真正意義上的崇高感。實際上，詩歌的崇高與大是大非不在大處，反而在小東西裡面，寫最小最微觀的東西而能發現詩歌的宇宙。最後，小西再用「超越」二字呼應歐陽江河的「崇高」，並以莊子為例，表示詩作的優秀與否不在於題材，而在於詩人的眼界，所謂「超越」，就是不講熟悉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原來看不見的，但實際上存在於世界上的事。

　　由是觀之，詩人取材於卑微的人、小事的細節，通過超越，使詩歌成為世俗的對抗。從小小一粒芥子中，發現偌大的須彌山。這是香港當代詩和歐陽江河詩觀的共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