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代的「填詞」，《保育黃霑》中的幾本書，是不止一次提到。如：
中國韻文傳統，自宋開始，便有「填詞」的方法。而填詞，是先有曲譜，後有歌詞。
《黃霑與港式流行》頁219
先譜後詞，是中國合樂文字的傳統。
《黃霑與港式流行》頁220
按譜填詞，不但和宋代詞人方法，一脈相承，繼承了中國韻文和合樂文字的優良傳統……
《流行音樂物語（1941-2004）》頁93
在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這種說法並無不妥，但往後，學術界對古代「填詞」已有新的認識。黃霑這些說法，就變得不妥。
文/黃志華
前文說到，想探求一些創作的門徑或進路，這套《保育黃霑》是能有所幫助的。不過，在這套書之中，黃霑有些說法，是須存疑的，不能百分之一百照單全收。尤其是，經過時間的推移，現今所見的資料案例多了，或有關的學問已更新，於是過去的說法便顯得不恰當。
黃霑的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
舉個例，在《流行音樂物語（1941-2004）》一冊內，有黃霑的學術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的摘錄。在頁144之中，摘錄內有這幾句文字：「港產國語時代曲，在五十年代終結之前，已匯成一股澎湃巨流，終終於把粵曲的傳統主流位置取代。」然而，這並非事實！
以筆者近年的研究，逐日逐日的看《華僑日報》，便知至少在電台廣播的領域內，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電台播放粵劇、粵曲的時間，跟播放國語時代曲的時間，仍是平分春色，甚至在晚上現場轉播粵劇都很常見，可見，根本未能把粵曲的傳統主流位置取代。至於黃霑為何在論文內這樣說，那得要審慎研究探討。
估計其中一個因素是那年代的第一手資料難求。筆者也是近十年八年，才肯定灌唱粵語時代曲的白英和灌唱國語時代曲的鄧白英是同一個歌手，著名國語時代曲創作人姚敏曾特別為粵語時代曲唱片之灌錄需要而創作了兩首新曲，林鳳在邵氏粵語片組時代拍攝的好些歌舞電影，為之創作粵語電影歌曲的，是李厚襄或梁樂音。這些重要的粵語流行曲史事史料，上述那篇黃霑論文是全不見有敘述或談及。研究五十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而少了這些，就像一幅拼圖缺去了多枚拼塊，難言完整，甚至易導出有偏差的結論。
另一項說法，是關於古代的「填詞」，《保育黃霑》中的幾本書，是不止一次提到。如：
中國韻文傳統，自宋開始，便有「填詞」的方法。而填詞，是先有曲譜，後有歌詞。
《黃霑與港式流行》頁219
先譜後詞，是中國合樂文字的傳統。
《黃霑與港式流行》頁220
按譜填詞，不但和宋代詞人方法，一脈相承，繼承了中國韻文和合樂文字的優良傳統……
《流行音樂物語（1941-2004）》頁93
在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這種說法並無不妥，但往後，學術界對古代「填詞」已有新的認識。黃霑這些說法，就變得不妥。
洛地的《詞樂曲唱》，1995年8月初版。
1995年，內地音樂學者洛地在《詞樂曲唱》一書內，清楚指出，中國的韻文，但凡依平仄韻律來寫的，入樂時便會是以依字行腔的方式來演唱，而但凡依字行腔，就意味曲調只有某幾處有「定格」，卻沒有一個固定的樂譜。在2014年出版的，由鄭孟津著的《詞曲通解》，於其中一篇「《詞源解箋》序之二」中說得更清楚：
「詞調」是一種規範化的「牌子歌曲」，具有一般歌曲所沒有的「定律」、「定腔」，以及一個標誌定律定腔的「牌名」，故近代學者又叫它做「詞牌」。牌名是標誌着「基本曲調」的定律定腔，不同的牌名有不同的「腔律」。如《沁園春》有《沁園春》的腔律，《浣溪沙》有《浣溪沙》的腔律。……詞腔的腔格（腔律）是一種樸素的「旋律骨架」……
這段文字，關鍵詞大抵就是「旋律骨架」，如果對照於我們較熟悉的粵曲，便知粵曲中的梆黃，都是只有旋律骨架的，而梆黃的曲詞正正都是依平仄韻律來寫的呢！所以，古人依詞譜的平仄填詞，並不等於今天人們按固定的樂譜填詞，兩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不能類比！
這裏還可以多說一個例子。
（先詞後曲）我試過多年，終於舉手投降，不敢再試，你有興趣，不妨試試，我祝你成功！
《流行音樂物語（1941-2004）》頁193
這段文字中的你，實在是指筆者，事緣在《流行音樂物語（1941-2004）》之中，是刊齊了筆者在2002年年尾跟黃霑以傳真形式做的一次訪問的問答紀錄。當時跟他探討了若干粵語歌先詞後曲方面的問題，期間，他有感地寫下了上引的那幾句。
創作粵語歌曲而採用先詞後曲的方式，一般人都能想像得到它的難處。而黃霑謂「試過多年，終於舉手投降」，看來亦說明這種創作方式似乎有不可克服的地方。
或者，有些讀者會想起，1981年初無綫《群星拱照顧嘉煇》節目內，不是曾經即興地為新詞《為你獻上心韻》譜上曲調嗎？不過，那次只是一個「表演」，如果粵語歌先詞後曲真能那樣迅速地據寫好的歌詞譜上悅耳的歌調，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創作便應該有很多先詞後曲的作品才對，然而，1981年之後，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有多少作品是先詞後曲的呢？甚至我們但凡見到粵語歌詞都認定是填出來的。而可憐的是，書中還見到黃霑說對先詞後曲「舉手投降」。
1981年顧嘉煇到美國深造半年，無線製作「群星拱照顧嘉煇」節目，其間黄霑將他與、鄧偉雄和鄭國江預先寫好的歌詞交予顧嘉煇，即席譜曲成為〈為我獻上心韻〉，當時顧嘉煇亦邀請在場的許冠傑上舞台演繹，成一時佳話。當時情況可參考以下youtube片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FTs590UQI。
粵語歌先詞後曲的方式不為香港流行音樂工業所取，主要原因是先曲後詞實在太方便這種工業生產的需要，有易自是捨難，於是久而久之，先詞後曲的方式就被打進冷宮。
回看歷史，在五、六十年代，因為人們尚不介意歌調帶粵曲味，以先詞後曲方式寫成的粵語歌是不少的，比如五十年代的《紅燭淚》、《荷花香》，又或六十年代的《一水隔天涯》。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這類先詞後曲作品亦有幾首頗馳名的，如《浪子心聲》、《逼上梁山》、《大地恩情》。可見，此路並非不通，而是有待人們重拾這種創作方式，也有待新的突破，包括技術上和藝術上兩方面，而這些，當然是要假以時日，即是需待又一番的時間推移。
作者簡介：黃志華，資深中文歌曲評論人。新世紀以來，積極研究香港早期粵語歌的文化與歷史，梳理有關粵語流行曲創作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