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是一個文化中介者，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國大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波多萊爾，同時他又在法國的文學雜誌發表詩歌，可見當時的現代派的文人是有能力成為世界文壇的第一線。

文/吳廣泰

現代主義在中國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悄然出現，但與我們現在所認識的現代主義是否有分別，而當時的現代主義作家又是否如我們所想？鄺可怡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於11月6日所舉辦的網上學術演講：「從封傳七十年的信件說起——中國現代派和左翼文藝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對以上現代主義課題以及中國左翼文學的一些解答。

在三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或作家，我們一般會把他們歸類為「新感覺派」，如劉呐鷗、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戴望舒等，劉吶鷗於日治台灣出生及長大，懂日文及法文，有一定的外語能力；穆時英的早年作品如《南北極》有左翼文藝的傾向，但他之後傾向了現代主義，更成為「新感覺派」的重要作家；施蟄存的作品多受佛洛伊德影響，他懂外語，並在當時主編《現代》文藝雜誌，認為是當時是站在世界文藝的第一線；葉靈鳳懂繪畫及外語，除創作外亦會翻譯及編輯，期後更南下香港，推動文藝發展；最後是戴望舒，他是眾人當中最具複雜性，他曾在法國留學，自學西班牙語到可翻譯程度，他亦是在三十年代南來香港的文人；他的詩《雨巷》，學習法語詩的斷句，此詩更是當時現代詩的代表。

鄺可怡教授指出戴望舒是一個文化中介者，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國大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波多萊爾，同時他又在法國的文學雜誌發表詩歌，可見當時的現代派的文人是有能力成為世界文壇的第一線。這裏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普遍認為現代主義的課題是資本主義，但戴望舒卻以一個「左翼文人」的形象於法國自居，他在與當時年青的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伯通信時，批評當時著名作家馬爾羅，說他的作品沒有真正反映當時中國的革命情況。鄺可怡教授指出戴望舒的例子給文學研究者或文學愛好者一個啟發，我們不應對閱讀對像有預設框架，如戴望舒被人歸納為現代主義作家，但他卻自認屬於中國左翼知識份子，是世界的知識份子。

當然把戴望舒放回當時的文化語境，便會明白這種看似矛盾的意識形態，如在香港二戰前英國殖民的中立取態，與南來左翼作家抗日思想有衝突，不少作家如葉靈鳳便翻譯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作品如《紅翼東飛》等，希望以翻譯對抗審查制度，宣揚抗戰思想；在當時的現化派作家面前，意識形態之爭往往不及國族存忘之爭，他們寧可選擇國族，如戴望舒和葉靈鳳。

因此當我們閱讀或研究時不要遺忘和忽視作家的隱藏部分，應將他們全面考察才能了解及接近作家的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