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着文明社會中最野蠻的事，我們是否仍有「餘力」去寫詩，談文說藝是不道德嗎？

文/小編

近日瘟疫肆虐，被迫減少聚會，每人皆為口罩奔馳；面對着天災人禍，香港整個社會都處於極度繃緊狀態，大大小小的藝術活動都被迫取消，精神生活陷入絕境。幸好，現今科技發達，足不出戶仍可知天下事，而本會以Zoom舉行首個網上讀書會，希望大家在壓迫的生活下找到調劑，但可能我們會不禁懷疑，藝術在亂世中是否仍有意義？是次讀書會主題是「亂世好讀是殘忍的？」，並以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一句說話作引入：「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講者鄧正健指出這句說話在網上被不少人濫用，很多人不懂背後意思便侃侃而談。面對着文明社會中最野蠻的事，我們是否仍有「餘力」去寫詩，談文說藝是不道德嗎？但阿多諾看過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的〈死亡賦格〉便開始改變想法，他更在《否定的辨證法》中指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你不能再寫詩，這也許是錯誤的。」，而以上種種的出現是源自「資產階級主觀性的原則」。這種說法明顯是出自阿多諾的學術背景，他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亦涉及不少馬克思主義理論；鄧正健更援引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學說解釋，使聽者更明白阿多諾說話中背後的意思。

鄧正健在讀書會中推介了兩本書值得我們參考細讀，分別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知識份子論》及柄谷行人的《倫理21》，兩本書都是作者的講稿，非艱澀難懂的理論專書，大眾較易明白，而他們二人都是由文學研究轉向哲學、文化的多元路向；薩依德認為學者應利用其學識及專長駕入公共領域改變世界，具備此責任承擔的才算得上「知識份子」，而柄谷行人在書中說出了人應如何在社會中保有道德和論理。筆者對薩依德和柄谷行人的觀點非常佩服，而「知識份子」的論說讓人想起魯迅，如何用「筆」啟蒙民眾，改變一代人的思想。而當面對着超過我們想像的野蠻，面對着各方面不同的壓力時，我們又能否保持倫理和道德，在社會上做正確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