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說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香港的時間亦只是「借來的時間」，一切好像很虛無飄渺，但細讀《重探張愛玲》一書，就會發現張愛玲的改編者「借用」張愛玲為己所用，「借用」只是方法和工具，改編之作隱含的香港文化和歷史，應該也是不可忽視的要點。

文/葉嘉詠

張愛玲真的很適合在香港討論。張愛玲曾在香港讀書、曾在香港工作、曾為香港寫過一些小說，如〈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她與香港的關係也算密切了。與其從作家身世、作品等作切入點來讀張愛玲，不如看看何杏楓《重探張愛玲──改編‧翻譯‧研究》(下文簡稱《重探張愛玲》(2018年)如何討論這位傳奇作家。這本張愛玲專著共分三部分，資料豐富，論述多元、深入及嚴謹。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第一部分有關張愛玲的電影和舞台劇改編，這五篇論文不約而同都與香港有關。「香港」可說是貫串五篇論文的重要線索，而且以不同身影出現，作者適當地把握研究對象的脈絡和線索，呈現張愛玲改編作品與香港關係的重要價值。

當日常生活遇上張愛玲

首先，最明顯的是書中提到的張愛玲改編者大都是香港人，如電影《傾城之戀》的導演許鞍華、舞台劇《﹝新﹞傾城之戀》的導演毛俊輝和編劇林奕華、舞台劇《半生緣》的編導胡恩威和林奕華。(編者按：陳冠中也曾改編《傾城之戀》)其次，〈傾城之戀〉、〈色‧戒〉等原作及其改編都有香港的情節。前者描寫香港的淺水灣酒店，現已成為「張迷」必到的景點，還有香港特區政府「南區文學徑」為此設計紀念張愛玲的「張愛玲香港之旅」，[1]看來〈傾城之戀〉的魅力已廣及大眾。後者寫王佳芝化身麥太太和易太太在香港購物，小說有這一句：「到了這購物的天堂，總不能入寶山空手回。」[2]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未知張愛玲從何時領會呢。總括而言，「張愛玲」與「香港」的連繫不限於小說作品，也不止於改編作品，更遍及香港日常生活，成為香港的風景了。

如果要列舉書中最「香港」的一篇文章，我認為〈華麗緣中的女神──論馬寬德《樸廉紳士》、張愛玲《半生緣》和進念舞台改編〉一文最能作為例子討論。從作品來看，《半生緣》由《十八春》改寫而成(1950年)，然後張愛玲承認《半生緣》的結構來自馬寬德(John P. Marquand, 1893-1060 )《樸廉紳士H. M.Pulham, Esquire》(1940年)，「進念」改編小說《半生緣》而為同名舞台劇(2003年)。從上海作家「借用」美國作家作品的結構，再到香港改編者改編上海作家「借用」美國作家作品的作品。從地域上看，從上海、美國再到香港，從媒體上看，從文字到舞台。由此可見，香港或明或暗地包容和吸收外來文化，當中的跨地域和跨媒介的特色，正是重要的香港文化風景。當然，我更想知道，「進念」的舞台劇改編《半生緣》，究竟有沒有「參照」或「借用」馬寬德《樸廉紳士》？如果並置閱讀張愛玲《半生緣》、馬寬德《樸廉紳士》和「進念」《半生緣》，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愛玲女神」現象？雖然《重探張愛玲》未有就這方面討論，但為「張迷」及研究者留下了一條可茲追蹤的線索，這便很值得思考了。

提供另一看「張」角度

香港有沒有自己的歷史？這是一直爭論不休又很嚴肅的問題。我認為《重探張愛玲》以論述張愛玲改編作品的方式，試圖解答這一疑問。〈銀燈下，向張愛玲借來的「香港傳奇」──論許鞍華《傾城之戀》的電影改編〉將《傾城之戀》置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歷史加以考察，其中羅列的資料值得細閱：中英會談(1982年-1983年)、「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都是影響香港前途的大事件，《傾城之戀》恰好在1984年上映。雖然許鞍華不認為此作與政治有關，但此文的結語正好反映《傾城之戀》電影的「表裡不一」：「《傾城之戀》雖然遠遠算不上是個成功的改編，卻為張愛玲的『香港傳奇』和『香港──上海』的雙城故事補上了一筆，並銘刻了一個香港導演在商業運作下的藝術嘗試與『游移』。」[3]如果電影未能直接訴說香港歷史和政治故事，愛情主題或許是其中一個「暗渡陳倉」的元素。

〈「今夜你們唱甚麼歌」──論香港話劇團《﹝新﹞傾城之戀》〉提到舞台劇中「一九八○香港製作」的字幕，還有1987年搬演《傾城之戀》的年份，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對香港時局的呼應」一節的分析便其來有自，「時空隱喻的閱讀可能」[4]的結論也更加具說服力。此外，與香港歷史相關的論述，還有〈論張愛玲《色‧戒》電影改編在香港的接受情況〉一文。在論文中的「歷史與政治」一節，作者便引用了左、中、右報章，如《大公報》、《文匯報》、《明報》、《信報》、《蘋果日報》，這些原始資料為讀者展示了一個相當廣闊的政治光譜，亦呈現了張愛玲作為跨越世紀的歷史見證。這段見證由1950年張愛玲《色‧戒》講述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日戰與漢奸故事開始，一直到2007年上映的李安導演改編的《色‧戒》電影，香港報刊的討論仍然圍繞「歷史與政治」。相隔五十多年，從小說情節、電影場面到新聞媒體，香港不就是佔據了一個不可或缺的位置嗎？所以誰說香港沒有歷史，端視乎從哪個角度、哪個人物、哪個時空來觀看和「接受」香港的歷史。

有說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香港的時間亦只是「借來的時間」，一切好像很虛無飄渺，但細讀《重探張愛玲》一書，就會發現張愛玲的改編者「借用」張愛玲為己所用，「借用」只是方法和工具，改編之作隱含的香港文化和歷史，應該也是不可忽視的要點。

張愛玲說過她的「香港傳奇」是「為上海人而寫的香港故事」，[5]《重探張愛玲》正為讀者提供另一個閱讀張愛玲的角度：「改編」，這不但為張愛玲研究，也為張愛玲和香港的關係帶來嶄新的體驗。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指出林奕華應該是眾多改編者中最熱愛張愛玲的了，改編張愛玲超過七次，最新作品是《說唱張愛玲》。[6]這次他究竟如何借用張愛玲？網上串流和現場觀看的感染力應該是不同的，[7]值得期待。